黄忠龙：甘肃静宁人，教育工作者。有文学作品屡在《诗刊》《星星》《读者》《朔方》《散文海外版》《光明日报》等报刊上发表，其诗文入编多种权威选本，获甘肃省黄河文学奖、中国当代散文奖。
　　清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21岁的李鸿章被庐州府学入选优贡，奉父之命，从老家入京，去应翌年顺天乡试。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他会试中式，列二甲第十三名进士，朝考改翰林院庶吉士。李鸿章算作幸运者，他的赶考之路虽然不长，只有四年，但这四年他一直都忙在一个“赶”字上。
　　李鸿章是安徽人，历史上的安徽没有设立过乡试的考点，不过他完全可以到南京的江南贡院参加乡试，不必舍近求远到京畿参加统考，也不必提前一年去入都应试。李鸿章之所以这样做，就告诉了我们科举考试怎一个“赶”字了得！
　　李鸿章的父亲在京都做官，他进京赶考除了有父亲这方面的原因外，还在于为下一场的会试提前做好准备。他在《入都》诗中表达了自己赶考的心情：“一肩行李又吟囊，检点诗书喜欲狂。帆影波痕淮浦月，马蹄草色蓟门霜。故人共赠王祥剑，荆女同持陆贾装。自愧长安居不易，翻教食指累高堂。”
　　科举制度是古代文人士子进入仕途的必由之路，既然是一条路，那就得赶——赶时间，赶早不赶迟；赶及第，赶前不赶后；赶功名，赶大不赶小……因为“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一个瞬间的华丽转身，充满了诱人的无穷魅力，青年才俊们趋之若鹜，老年秀才们乐此不疲，于是出现了中国科考取士的奇观，一座独木桥上赶考的人络绎不绝，风雨兼程。这期间发生了很多的故事，也道尽了无穷的酸楚。
　　“大比之年王开选，举家人送他去求官。”这是秦腔《铡美案》中秦香莲的一句唱词，“大比”就是乡试，《周礼·地官·乡大夫》谓“三年则大比”，即对属民考核道德、荐举贤能。后因称乡试为大比，乡试考中的称举人。赶考者首先要考中举人，才能取得会试资格，拿到进京赶考的准考证。
　　清朝会试在乡试后的第二年春天二三月进行，差不多全国的举人都风尘仆仆赶往北京。他们千里迢迢，跋山涉水，即便是“公车”行走，近者也要走上十几天，远者甚至要花费几个月的时间。清道光十七年（1837年）十二月初，左宗棠第三次进京赶考，从湖南湘阴出发，翌年二月抵达京城，路上走了大致三个月的时间。清末学者丁治棠在他的旅行日记《丁治棠纪行四种》一书中，详细记录了自己从四川合川入京赶考的经历。他于光绪十四年（1888年）阴历十二月二十从家中出发，直至翌年二月初七到达北京，在路上一共花了47天的时间。这还不算路途远的，如果是广州考生，沿运河路线，到京城大约需半年时间。
　　路途之遥，路途之险，路途之不测，可想而知。自隋至清1300多年间，多少个赶考之士为此付出了巨大的艰辛和努力，而成功者又有几何？公元727年，38岁的唐朝诗人孟浩然从湖北襄樊启程，赴京赶考途中遇大雪封路，他写了一首诗表达了自己赶考的孤独之情：“迢递秦京道，苍茫岁暮天。穷阴连晦朔，积雪满山川。落雁迷沙渚，饥乌集野田。客愁空伫立，不见有人烟。”孟浩然虽然经过了重重艰险，但应进士不第，他只好留在长安献赋以求赏识。唐刘蜕曾在《上礼部裴侍郎书》一文自述赴举的辛酸：“家在九曲之南，去长安近四千里。膝下无怡怡之助，四海无强大之亲。日行六十里，用半岁为往来程。”刘蜕所说的日行60里，当是徒步应举。往来半年之久，“孤桡投楚驿，残月在淮樯。外杜三千里，谁人数雁行。”与他同时代诗人温庭筠的这几句诗，正是他们旅途、旅次的真实写照。
　　赶考还要花费一笔可观的盘缠。清代为减轻各地举人赴京赶考的负担，朝廷建立了发放盘费之制度。顺治八年(1651年)规定：“举人公车，由布政使给予盘费，各按其省份至京之路程远近以为差。”少者每名1两，多则30两，一般为10两左右。盘费规定由应会试举人赴考前至省城布政司衙门领取。虽然朝廷给予了盘缠，但这对于赶考往来的开销远远不够。
　　赶考还要赶年轮，有人穷其一生都在赶考。我们曾在中学课本里学过《范进中举》一文，但比起现实中的谢启祚、小说里的范进54岁中举还不算晚。谢启祚是清朝广东肇庆人，他自少年时起就参加科举考试，希望能够由此走上仕途。于是他不断赶考，不断地走在路上，不断地接受失败考验。直到98岁高龄才乡试中举，谢启祚狂喜至极，即兴作了一首《老女出嫁》诗：“行年九十八，出嫁不胜羞。照镜花生靥，持梳雪满头。自知真处子，人号老风流。寄语青春女，休夸早好逑。”他以饶有趣味的诗句，表达了自己看待科举的心态。
　　1905年，科举制度废除了，但国家选人用人的考试制度仍需实行，赶考也就持续在路上。尤其新中国成立后，对人才的选拔、培养更是不遗余力！
　　我也经历了赶考过程，但比起科举时代那些赶考的读书人，我是幸运者。1979年7月6日，我和映明同学一起赶早上路了，去参加第二天在县城举行的全国大中专招生统一考试，也就是后来单一的高考。那时我所处的公社没有通班车，县城距家70多里路程，就全靠我们用少年的步伐一步步丈量了。记得那天是个阴天，风静静的，站在路旁，我们各背着一个当时很流行的黄挎包，那里边装着书籍文具和赶考的干粮。出村的路口没有送考的亲人，我们的父母天刚麻麻亮时就被生产队的号子召唤到田地里劳作去了，只有一棵高高的大槐树站在我们的身后，树上的喜鹊窝渐渐远离了我们的视线。
　　那一年我16岁，映明长我1岁。对于早早当家的农村孩子来说，第一次出远门，第一次要走比去公社中学念书还要远七八倍的路程，虽然不知道此去费时几何，但是我们心里没有怯生，没有焦虑，相反还有几分愉悦与好奇的心情在驱使。
　　过了公社驻地，前面就是陌生的路了，之前我们两个谁都没有走过。我们就是要在自己从来没有走过的路上蹚出一条人生之路。于是我们沿着大路匆匆赶着脚程，差不多走到祁川公社杨咀大队的公路边，追上了另一名赶考的同学，于是我们三人结伴而行。有道是“欢喜做事，事劳而不觉其累；良友伴行，路遥而不觉其远”。我们一路上有说有笑，天空也开起了玩笑，下起了毛毛细雨，头发被淋湿了，不知是雨水还是汗水从脸上滴下来，我们反倒很开心，忘了疲劳，忘了饥饿。走了差不多八九个小时，下午两三点才到达县城。
　　对于那次考试期间的一些事已经在记忆中模糊了，但唯有一件事让我至今难忘，那就是县上为我们这些农村来的考生提供了临时宿营所。我不用住宿而用宿营一词，是为了更准确地表达当时的栖身条件。因为那是在县城的东关小学里腾出几间大教室，在教室里铺上麦草，供考生休息。一座教室我们二三十个人挤在一起和衣而睡，虽互不相识，却友善相处，大家其乐融融。条件虽然很简陋，但对我们这些穷学生来说那已经是最好的待遇、最大的恩惠了。我每每想起这件事，内心就涌起一股暖流。高考作为全国的大考、国考，一年一度依然如期进行。近几年，全国的高考录取率都达到了百分之八十以上，而我们那时不到百分之四。如此巨大的反差虽然没有赶考之困、赶考之难，但对于高考的重视程度却达到了空前的地步，应考这边独好的风景只有在中国大地上热烈生长，频频亮眼。这期间，一切为高考让路，一切为了考生的社会关爱与呵护的暖风吹遍神州，每一个考点内外皆洋溢着礼让与微笑。从旧时的盗贼不打劫赶考的举子，乡绅帮助穷困的书生重整旗鼓，这些来自史册或戏文里的感人故事，到现在每年高考我所处的县城，全城在建工地停工、娱乐场所歇业，政府为此创设良好的考试环境，以及群众自发组织的爱心送考车队等等，这些让人感到从古至今这个国家与民族对知识的敬畏，对读书人的敬重。尤其是当今时代，我们对高考制度的共同创建与维护，对青年学子的关怀与支持，就是对国家和民族未来的热切关注和高度期盼，这也正是我们实现中国梦的最好社会土壤和人脉动力。
　　考试在进行，赶考的故事就会永远激动人心，催人奋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