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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哥的爸爸是红军
这是一段尘封了70多年的红色故事。
我们家兄弟六个，我本来排行老五，但由于这个故事的原因，我“升位”为老四。
事情还得从头说起……
那是一个战火纷飞的年代。这是继扶眉战役之后，解放军在兰州皋兰县与国民党军队最激烈的一次决战，也是解放大西北中最关键的一次战役。解放军第一野战军以伤亡8700余人的代价歼灭敌人2.7万余人，消灭了马步芳集团的主力，使西北其他反动军队陷入分散孤立的境地，打通了进军青海、宁夏和河西走廊的门户，为新疆乃至整个西北地区的解放铺平了道路。
1949年8月25日拂晓，由彭德怀、张宗逊坐镇指挥的解放军一野在皋兰县沈家岭，向兰州的外围阵地发起总攻。26日，兰州城东、南、西三面几十里长的地段上硝烟弥漫，杀声震天，解放军以极快的速度杀入敌军阵地，面对面与敌军发生战斗。在这场战斗中，有一位1936年参加红军、解放军第四军11师31团2营6连名叫孙九思（环县曲子人）的副排长壮烈牺牲，年仅29岁。
这位牺牲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门槛边的红军战士、革命烈士，后来成了我们郭氏家族的敬仰与牵挂，也成了我大半生为之怀念的、挥之不去的情结。
那是烈士牺牲三年后的一天，陇东高原的风吹得西峰镇天高云淡。在一孔毫不起眼的民居地坑院窑洞里，郭家又添新丁。还没有来得及给孩子安名，家里就来了三个人，一位是一身戎装的解放军连长，一位是留着胡子的烈士孙九思的父亲，一位是孙九思的舅舅。这三个男人找我的父亲，是请求将孩子送给孙家，使革命烈属后继有人。什么？要抱走孩子？自己的亲骨肉咋舍得送给别人呢？思来想去父亲最终同意了。人家为解放大西北、建立新中国，连儿子的命都献出去了，咱还有啥不行的！于是，我们郭家老四就成了革命烈士孙家的后代。
孙家爷爷为了新中国的解放事业把长子送上了战场，我父亲为了让烈士家庭后继有人把自己疼爱的儿子送给了革命烈属。这是多么无私和伟大的情操啊！继续这个故事：孙家爷爷抱着哥哥从西峰向曲子出发，200多里路走了三天三夜，每到孩子饿的时刻，就向沿途村子哺乳期的女人或羊讨奶吃。老区的母亲们就像沂蒙山的红嫂一样，接纳和抚育了革命的后代和红色的种子。
为这事，母亲哭了几天几夜，好在母亲知事明理，但在以后的岁月里再也不愿提及这个令她心痛的话题。直到上世纪60年代初，母亲在甘肃省环县三十里铺小学任教，她经常看到比我大两三岁的同学似乎给我说又像在喃喃自语：“你建政哥哥就像他们这么大了。”从那个时候，我才知道我除了三个哥哥之外，还有一个从未谋面的亲哥哥。他的名字叫：孙建政。
当时在环县政府工作的父亲在下乡的时候，经常以讨水喝的理由，去孙家悄悄看儿子，每次他都是默默地喝碗水，看看娃娃，再掏几个干粮放在炕边就匆匆离去。母亲教书的地方距离哥哥成长的地方只有几十里之遥，但她从未涉足半步。我想，他们之间肯定有一个心照不宣的君子协定和信誉承诺。
在那个寸草不生、水贵如油、吃了上顿没下顿的穷山沟里，党和政府始终牵挂着他们一家人，在当地有关部门的关心下，他们领到了革命烈士家属抚恤金。孙家妈妈用一个热奶的铁马勺、一把山柴、一只奶羊让哥哥成长为曲子方圆有名的英俊少年。他在胸前红领巾的陪伴下，站在了团旗下，站在了党旗下。
哥哥没有念多少书，却聪明过人，人缘特好，能力特强。他当过拖拉机手、村小学教师、村主任、村党支部书记，带领村民治山治坡，种草蓄水，爬杆拉线为山村通上了电。这个陕西郭家的后生，为改变陇东山区的贫困面貌奋斗了大半生。
话起两头。建政哥哥从懂事起就听到村里的人议论他的身世，决心要见到自己的亲生父母，从十六岁开始就踏上了寻亲之路。见孩子长大了，孙家也不再隐瞒他。
上世纪70年代初，受父亲委托，我与大哥新民去环县探望建政哥哥。临行前我问父亲：“我们应该怎么称呼建政的妈妈？”父亲头也不抬地说道：“叫妈么！”于是，我们有了第二个叫作妈的人。
车行八个小时后，我们在曲子下车，徒步向西进发。山路崎岖，河水挡道。就在我走得筋疲力尽，失去再走下去信心的时候，我们发现在高高的山坡上站着一个穿皮袄、拿羊铲的牧羊人。大哥突然高喊一声：“建政！”牧羊人从山坡上飞奔而下，兄弟三人的手紧紧地握在了一起。走进哥哥的家，我和大哥对着那位酷似电影《苦菜花》中母亲形象的山村妇人爽快地叫了一声：“妈！”孙家妈妈用颤抖的声音低低地说了句:“我娃都回来了！”就进了厨房。我们无法想象，这位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一字不识的女人，用她柔弱的身躯支撑了这个贫穷的家，又是怎样把烈士的后代抚养成人慢慢长大！
故事还在继续：
我们全家虽然搬回了陕西，但是建政哥哥的寻亲之路从来没有断过。1971年仲夏的一天，在交通不便、通信不畅的情况下，他纵跨甘陕两省来到了离我家不远的扶风汽车站。正在他面对陌生之地找人打听的时候，正在候车、与我们同村的唐星田发现了这个与我们兄弟长相酷似的小伙子，就直接上前搭话:“去寺家庄找郭新民家吧？”好心的乡党把哥哥径直领回了家。哥哥回家了，全家欣喜，全村沸腾。母亲一会儿哭，一会儿笑，笑着、哭着，哭着、笑着。那天晚上，夜已经很深了，父亲还在与哥哥说话……哥哥是在给亲生父亲汇报：他没有给郭家丢脸，没有给孙家丢脸，没有给革命老区人民丢脸。他既是郭家的儿子，也是孙家革命烈士的儿子，还是红色老区人民的儿子，更是中国共产党的儿子！
环县是1936年就获得解放的红色革命老区。它与陕北老区一脉相承，在一个经纬线上，翻过东边的山就是延安。《咱们的领袖毛泽东》就是环县农民诗人孙万福创作的。环县在土地革命时期、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为新中国解放献出生命的就达313人。这是一块英雄辈出的红色热土。
今年5月，我与大哥新民、侄子海洋，再次踏上了北上之路，赴红色老区采访孙九思等烈士们为了解放全中国而壮烈牺牲的英雄事迹，追思为先烈续根传脉、抚养后代的英雄母亲，探望年已七旬的建政哥哥。再次参观河连湾陕甘宁省委、省政府旧址纪念馆，拜谒环县烈士陵园，纪念碑上镌刻着这样一段文字：“孙九思（1920-1949）：曲子人，1936年10月参加革命，曾任西北野战军4军11师31团2营6连副排长。1949年8月26日在兰州沈家岭战斗中牺牲。”在纪念馆，看到了当年解放军留下的那个军用挎包，我顿时难以抑制激动的心情。哥哥被抱到孙家以至后来发生的传奇故事，就是从那天开始的。
我们在建政哥哥一家人的热情陪伴中，来到曲子镇哥哥的家里。中午吃了环县传统的、接待贵客最高礼仪的羊肉臊子饸饹面，那是红色老区的味道。在装修考究的新窑洞大炕上，我睡着了，睡得非常香。我做了一个梦：梦见一位挎钢枪、骑白马，一身军装的红军战士。那肯定是当年的红军孙九思回来了……
我告诉他：你们孙家已是儿孙满堂的十七口之家，高速铁路与高速公路已从山村前穿越而过，原来的秃山野岭已变成层层梯田，过去贫瘠的小山村在党中央脱贫攻坚政策帮扶下，村民们过上了幸福安康的生活。
我在一阵大雨声中惊醒，梦中的红军孙九思也含笑化羽而去……
建政哥和侄子们指着初夏的甘霖兴奋地说：“看！这是近年来少有的一场大雨……”
我激动得想哭，却笑了。
我们家兄弟六个，我本来排行老五，但由于这个故事的原因，我“升位”为老四。
事情还得从头说起……
那是一个战火纷飞的年代。这是继扶眉战役之后，解放军在兰州皋兰县与国民党军队最激烈的一次决战，也是解放大西北中最关键的一次战役。解放军第一野战军以伤亡8700余人的代价歼灭敌人2.7万余人，消灭了马步芳集团的主力，使西北其他反动军队陷入分散孤立的境地，打通了进军青海、宁夏和河西走廊的门户，为新疆乃至整个西北地区的解放铺平了道路。
1949年8月25日拂晓，由彭德怀、张宗逊坐镇指挥的解放军一野在皋兰县沈家岭，向兰州的外围阵地发起总攻。26日，兰州城东、南、西三面几十里长的地段上硝烟弥漫，杀声震天，解放军以极快的速度杀入敌军阵地，面对面与敌军发生战斗。在这场战斗中，有一位1936年参加红军、解放军第四军11师31团2营6连名叫孙九思（环县曲子人）的副排长壮烈牺牲，年仅29岁。
这位牺牲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门槛边的红军战士、革命烈士，后来成了我们郭氏家族的敬仰与牵挂，也成了我大半生为之怀念的、挥之不去的情结。
那是烈士牺牲三年后的一天，陇东高原的风吹得西峰镇天高云淡。在一孔毫不起眼的民居地坑院窑洞里，郭家又添新丁。还没有来得及给孩子安名，家里就来了三个人，一位是一身戎装的解放军连长，一位是留着胡子的烈士孙九思的父亲，一位是孙九思的舅舅。这三个男人找我的父亲，是请求将孩子送给孙家，使革命烈属后继有人。什么？要抱走孩子？自己的亲骨肉咋舍得送给别人呢？思来想去父亲最终同意了。人家为解放大西北、建立新中国，连儿子的命都献出去了，咱还有啥不行的！于是，我们郭家老四就成了革命烈士孙家的后代。
孙家爷爷为了新中国的解放事业把长子送上了战场，我父亲为了让烈士家庭后继有人把自己疼爱的儿子送给了革命烈属。这是多么无私和伟大的情操啊！继续这个故事：孙家爷爷抱着哥哥从西峰向曲子出发，200多里路走了三天三夜，每到孩子饿的时刻，就向沿途村子哺乳期的女人或羊讨奶吃。老区的母亲们就像沂蒙山的红嫂一样，接纳和抚育了革命的后代和红色的种子。
为这事，母亲哭了几天几夜，好在母亲知事明理，但在以后的岁月里再也不愿提及这个令她心痛的话题。直到上世纪60年代初，母亲在甘肃省环县三十里铺小学任教，她经常看到比我大两三岁的同学似乎给我说又像在喃喃自语：“你建政哥哥就像他们这么大了。”从那个时候，我才知道我除了三个哥哥之外，还有一个从未谋面的亲哥哥。他的名字叫：孙建政。
当时在环县政府工作的父亲在下乡的时候，经常以讨水喝的理由，去孙家悄悄看儿子，每次他都是默默地喝碗水，看看娃娃，再掏几个干粮放在炕边就匆匆离去。母亲教书的地方距离哥哥成长的地方只有几十里之遥，但她从未涉足半步。我想，他们之间肯定有一个心照不宣的君子协定和信誉承诺。
在那个寸草不生、水贵如油、吃了上顿没下顿的穷山沟里，党和政府始终牵挂着他们一家人，在当地有关部门的关心下，他们领到了革命烈士家属抚恤金。孙家妈妈用一个热奶的铁马勺、一把山柴、一只奶羊让哥哥成长为曲子方圆有名的英俊少年。他在胸前红领巾的陪伴下，站在了团旗下，站在了党旗下。
哥哥没有念多少书，却聪明过人，人缘特好，能力特强。他当过拖拉机手、村小学教师、村主任、村党支部书记，带领村民治山治坡，种草蓄水，爬杆拉线为山村通上了电。这个陕西郭家的后生，为改变陇东山区的贫困面貌奋斗了大半生。
话起两头。建政哥哥从懂事起就听到村里的人议论他的身世，决心要见到自己的亲生父母，从十六岁开始就踏上了寻亲之路。见孩子长大了，孙家也不再隐瞒他。
上世纪70年代初，受父亲委托，我与大哥新民去环县探望建政哥哥。临行前我问父亲：“我们应该怎么称呼建政的妈妈？”父亲头也不抬地说道：“叫妈么！”于是，我们有了第二个叫作妈的人。
车行八个小时后，我们在曲子下车，徒步向西进发。山路崎岖，河水挡道。就在我走得筋疲力尽，失去再走下去信心的时候，我们发现在高高的山坡上站着一个穿皮袄、拿羊铲的牧羊人。大哥突然高喊一声：“建政！”牧羊人从山坡上飞奔而下，兄弟三人的手紧紧地握在了一起。走进哥哥的家，我和大哥对着那位酷似电影《苦菜花》中母亲形象的山村妇人爽快地叫了一声：“妈！”孙家妈妈用颤抖的声音低低地说了句:“我娃都回来了！”就进了厨房。我们无法想象，这位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一字不识的女人，用她柔弱的身躯支撑了这个贫穷的家，又是怎样把烈士的后代抚养成人慢慢长大！
故事还在继续：
我们全家虽然搬回了陕西，但是建政哥哥的寻亲之路从来没有断过。1971年仲夏的一天，在交通不便、通信不畅的情况下，他纵跨甘陕两省来到了离我家不远的扶风汽车站。正在他面对陌生之地找人打听的时候，正在候车、与我们同村的唐星田发现了这个与我们兄弟长相酷似的小伙子，就直接上前搭话:“去寺家庄找郭新民家吧？”好心的乡党把哥哥径直领回了家。哥哥回家了，全家欣喜，全村沸腾。母亲一会儿哭，一会儿笑，笑着、哭着，哭着、笑着。那天晚上，夜已经很深了，父亲还在与哥哥说话……哥哥是在给亲生父亲汇报：他没有给郭家丢脸，没有给孙家丢脸，没有给革命老区人民丢脸。他既是郭家的儿子，也是孙家革命烈士的儿子，还是红色老区人民的儿子，更是中国共产党的儿子！
环县是1936年就获得解放的红色革命老区。它与陕北老区一脉相承，在一个经纬线上，翻过东边的山就是延安。《咱们的领袖毛泽东》就是环县农民诗人孙万福创作的。环县在土地革命时期、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为新中国解放献出生命的就达313人。这是一块英雄辈出的红色热土。
今年5月，我与大哥新民、侄子海洋，再次踏上了北上之路，赴红色老区采访孙九思等烈士们为了解放全中国而壮烈牺牲的英雄事迹，追思为先烈续根传脉、抚养后代的英雄母亲，探望年已七旬的建政哥哥。再次参观河连湾陕甘宁省委、省政府旧址纪念馆，拜谒环县烈士陵园，纪念碑上镌刻着这样一段文字：“孙九思（1920-1949）：曲子人，1936年10月参加革命，曾任西北野战军4军11师31团2营6连副排长。1949年8月26日在兰州沈家岭战斗中牺牲。”在纪念馆，看到了当年解放军留下的那个军用挎包，我顿时难以抑制激动的心情。哥哥被抱到孙家以至后来发生的传奇故事，就是从那天开始的。
我们在建政哥哥一家人的热情陪伴中，来到曲子镇哥哥的家里。中午吃了环县传统的、接待贵客最高礼仪的羊肉臊子饸饹面，那是红色老区的味道。在装修考究的新窑洞大炕上，我睡着了，睡得非常香。我做了一个梦：梦见一位挎钢枪、骑白马，一身军装的红军战士。那肯定是当年的红军孙九思回来了……
我告诉他：你们孙家已是儿孙满堂的十七口之家，高速铁路与高速公路已从山村前穿越而过，原来的秃山野岭已变成层层梯田，过去贫瘠的小山村在党中央脱贫攻坚政策帮扶下，村民们过上了幸福安康的生活。
我在一阵大雨声中惊醒，梦中的红军孙九思也含笑化羽而去……
建政哥和侄子们指着初夏的甘霖兴奋地说：“看！这是近年来少有的一场大雨……”
我激动得想哭，却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