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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人崛起，中华一统的奠基之路
在秦国早期历史的丛莽之中穿行，我们备尝秦人创业的艰辛，同时又为秦人奔涌着的血脉所激动，为秦人盖世的气质所感染。
在历史和现实中穿梭，是我们的兴趣所在，那些使人动之于情、感之于心的历史场景、人物春秋，一任思想奔流，实在是一种快乐；每当静下来，统统诉诸笔端，也是一趟发人深思、陶冶精神的漫游！
秦的崛起，这是一段久远而迷茫的历史，能为它理出一个基本脉络，也是一个欣慰。
秦人从东方一路走来，或因主动开疆拓土，或因受挫被动退却，超强的适应能力和海纳百川的胸襟，是其立于不败之地的法宝。在长期的迁徙生涯中，他们如饥似渴地吸收一切先进文化，来武装自己，加快了氏族的文明步伐。竞争环境的残酷，铸就了秦人执着的精神和坚韧不拔的毅力，不怕困难，乐于挑战。在积蓄力量后，厚积薄发，毅然东进，势如破竹，所向无不披靡。
探究秦的崛起的必要性，在于它和宝鸡这片热土息息相关，也在于秦的崛起引出了一个秦帝国，引出了一个光耀千古的历史时代，引出了几千年来一个说不完的话题。
很多民族都有千锤百炼几千年，难以简单概括的文化。文化是认同，是生活方式，是沉淀在社会深处的习惯。文化经后代子孙不断解释与创新，成为传统。中国王朝是变动的，但是丝毫不改变传统文化的清晰与稳定。判定中国历史的根本尺度不是王朝的变动，而是文化血脉，是文化认同。
秦王朝只存在了十五年，可对它的研究长达两千多年还在不断出新。秦始皇更是一个说不尽的话题，世世代代会不断研究下去，因为它有社会意义，有时代的解释。
秦国兴亡沉浮的五百多年，是中国历史上自由奔放、充满活力的黄金时代。中华民族的所有文明支系，都被卷进了这场全面彻底的大竞争之中！经济、政治、军事、文化，举凡社会生活的所有领域，都在这场大竞争中碰撞出灿烂的辉煌。在这样的历史土壤中成长的大秦帝国，是那个伟大时代的文明结晶。
作为时代精神汇集的大秦帝国，集中体现了那个时代中华民族的强势生存精神。这种强势生存精神，学者概括为：其一，彻底的不断的变法革命，以激发民众最旺盛的活力与国家最强大的实力。其二，整合统一，架构文明载体，使不同习俗的民族分支，在同一文明载体下凝聚起来。其三，兼容并蓄，消解融会外部流入的不同文明。
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在她由涓涓溪流汇成澎湃江河的历史中，必然有一段沉淀、凝聚、升华、成熟的枢纽期。而这个时期所形成的文化，如同一个人的生命基因，将永远以各种各样的方式，影响或决定一个人的生命轨迹。这便是原生文明。与西方原生文明相比，秦帝国开创的中国原生文明，更加灿烂，更加伟大。孙皓晖先生对此有非常精彩的阐述，我非常赞同孙皓晖先生的观点。（详见孙皓晖所著《大秦帝国》之《祭秦论原生文明的永恒光焰——秦亡两千二百十五年祭》）
秦以排山倒海之势一统天下，一举整合了因春秋战国剧烈变革，所酝酿出的全部文明成果，以变法图强之志，大规模重建了华夏文明。然而，秦帝国只存在了十五年，随着始皇帝的骤然撒手，轰然倒下。
两千多年来，对秦帝国灭亡之谜的历史探究，一直存在着一个误区：论秦亡必以秦政为因，论秦政必以秦亡为果，以秦亡之速推论秦政之恶，以秦政之恶推论秦国全部历史之弊，互为因果，越纠越乱。
从基本面说，在战国后期的秦灭六国之前，天下言论对秦政的评判是正面的。如战国末期兼具儒法两学，且学术立场素来公正的荀子，对秦制、秦政、秦风，素有高度评价。
但秦国一统天下后，舆论情形发生了变化。历史声音的突然变调，开始于“焚书坑儒”案之后，在评判秦文明的言论中，便出现了一种此前从未有过的声音：秦政毁灭典籍，暴虐之道也。诸多在秦帝国职任博士的名儒，都在离开中央朝廷后，与藏匿山海的六国贵族们秘密联结起来了。这种以“非秦之政”为共同点的秘密联结，使原本仅仅是庙堂论政一家之言的政治评判，滋生为六国贵族复辟的一根救命稻草。“暴秦”之说，遂以极大的声势，在秦末之乱中，陡然生成了。六国贵族投奔陈胜吴广集团后，迅速背叛陈胜，纷纷复辟了六国旗号。复辟势力遍地蜂起，对秦政秦制的总体攻击，立即以最激烈的复仇方式爆发出来。
历经秦末之乱与楚汉相争，西汉王朝终于再度统一了中国。当此之时，如何面对秦帝国及其母体春秋战国时代，成为西汉建政立国最为紧迫的实际问题。对待秦帝国所开创的大一统文明框架，是全面继承还是另起炉灶？西汉王朝处在中国原生文明之后的第一个十字路口。
从汉高祖刘邦到汉武帝刘彻，历经百余年，西汉终于完成了这种权衡抉择。对于中央集权、郡县制、统一政令、统一文字、统一度量衡、统一历法、统一生产交通标准、移风易俗以及种种社会基本法度，西汉王朝都全部继承了秦文明框架。这就是所谓的“汉承秦制”。
两千多年来，我们在对自己的原生文明时代总体评判时，始终处于一种不可思议的割裂状态：一方面，在建政原则上，对一统秦帝国的文明框架原封继承，并全力维护；另一方面，在理念认定上，对秦帝国与春秋战国的文明功绩又极力否定甚至攻击。这是一个奇特而巨大的矛盾。在人类文明史上，没有哪个创造了独立文明的民族，在后来的发展中，极力贬低本民族原生文明的先例，更没有实际继承而理念否定的荒诞割裂先例。
对原生文明的深刻反思，一直以来都是世界各个民族，在不同时代发掘其创造力的精神资源宝库。原生文明是民族精神的坚实根基，是高端文明的永恒基因。中国的原生文明，春秋生发，战国绽放，收获于秦国。秦帝国以华夏族群五百余年的激荡历史所锤炼的文明成果为根基，对这一时期的种种社会文明形式，进行了系统性的梳理和总结，创建了适合于我们民族的新文明形态。从此，我们这个十里不同俗、隔山不同音的广散族群，开始有了统一的文字，有了统一的生产方式，有了种种具有最大共同性的生活方式，有了统一稳定的国家形式。具体文明形式的聚合一统，形成了我们民族的整体生存方式，形成了我们民族的整体文明，形成了我们独有的历史传统。
一个民族的文明发展史，有着必然的逻辑：要在发展中保持长久的生命力与饱满的生命状态，就必须有坚实的文明根基；这种文明根基的坚实程度，既取决于民族文明的丰厚程度，更取决于一个时代基于历史意识而确立的继承原则。
清理我们的历史传统，寻求我们的精神根基，树立我们的民族精神，并使这些基本面获得普遍的社会认知，使中华民族在民族复兴与发展的道路上，在对待民族精神上，应该有正确、清晰、坚定的信念。
（作者系市考古研究所所长）
在历史和现实中穿梭，是我们的兴趣所在，那些使人动之于情、感之于心的历史场景、人物春秋，一任思想奔流，实在是一种快乐；每当静下来，统统诉诸笔端，也是一趟发人深思、陶冶精神的漫游！
秦的崛起，这是一段久远而迷茫的历史，能为它理出一个基本脉络，也是一个欣慰。
秦人从东方一路走来，或因主动开疆拓土，或因受挫被动退却，超强的适应能力和海纳百川的胸襟，是其立于不败之地的法宝。在长期的迁徙生涯中，他们如饥似渴地吸收一切先进文化，来武装自己，加快了氏族的文明步伐。竞争环境的残酷，铸就了秦人执着的精神和坚韧不拔的毅力，不怕困难，乐于挑战。在积蓄力量后，厚积薄发，毅然东进，势如破竹，所向无不披靡。
探究秦的崛起的必要性，在于它和宝鸡这片热土息息相关，也在于秦的崛起引出了一个秦帝国，引出了一个光耀千古的历史时代，引出了几千年来一个说不完的话题。
很多民族都有千锤百炼几千年，难以简单概括的文化。文化是认同，是生活方式，是沉淀在社会深处的习惯。文化经后代子孙不断解释与创新，成为传统。中国王朝是变动的，但是丝毫不改变传统文化的清晰与稳定。判定中国历史的根本尺度不是王朝的变动，而是文化血脉，是文化认同。
秦王朝只存在了十五年，可对它的研究长达两千多年还在不断出新。秦始皇更是一个说不尽的话题，世世代代会不断研究下去，因为它有社会意义，有时代的解释。
秦国兴亡沉浮的五百多年，是中国历史上自由奔放、充满活力的黄金时代。中华民族的所有文明支系，都被卷进了这场全面彻底的大竞争之中！经济、政治、军事、文化，举凡社会生活的所有领域，都在这场大竞争中碰撞出灿烂的辉煌。在这样的历史土壤中成长的大秦帝国，是那个伟大时代的文明结晶。
作为时代精神汇集的大秦帝国，集中体现了那个时代中华民族的强势生存精神。这种强势生存精神，学者概括为：其一，彻底的不断的变法革命，以激发民众最旺盛的活力与国家最强大的实力。其二，整合统一，架构文明载体，使不同习俗的民族分支，在同一文明载体下凝聚起来。其三，兼容并蓄，消解融会外部流入的不同文明。
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在她由涓涓溪流汇成澎湃江河的历史中，必然有一段沉淀、凝聚、升华、成熟的枢纽期。而这个时期所形成的文化，如同一个人的生命基因，将永远以各种各样的方式，影响或决定一个人的生命轨迹。这便是原生文明。与西方原生文明相比，秦帝国开创的中国原生文明，更加灿烂，更加伟大。孙皓晖先生对此有非常精彩的阐述，我非常赞同孙皓晖先生的观点。（详见孙皓晖所著《大秦帝国》之《祭秦论原生文明的永恒光焰——秦亡两千二百十五年祭》）
秦以排山倒海之势一统天下，一举整合了因春秋战国剧烈变革，所酝酿出的全部文明成果，以变法图强之志，大规模重建了华夏文明。然而，秦帝国只存在了十五年，随着始皇帝的骤然撒手，轰然倒下。
两千多年来，对秦帝国灭亡之谜的历史探究，一直存在着一个误区：论秦亡必以秦政为因，论秦政必以秦亡为果，以秦亡之速推论秦政之恶，以秦政之恶推论秦国全部历史之弊，互为因果，越纠越乱。
从基本面说，在战国后期的秦灭六国之前，天下言论对秦政的评判是正面的。如战国末期兼具儒法两学，且学术立场素来公正的荀子，对秦制、秦政、秦风，素有高度评价。
但秦国一统天下后，舆论情形发生了变化。历史声音的突然变调，开始于“焚书坑儒”案之后，在评判秦文明的言论中，便出现了一种此前从未有过的声音：秦政毁灭典籍，暴虐之道也。诸多在秦帝国职任博士的名儒，都在离开中央朝廷后，与藏匿山海的六国贵族们秘密联结起来了。这种以“非秦之政”为共同点的秘密联结，使原本仅仅是庙堂论政一家之言的政治评判，滋生为六国贵族复辟的一根救命稻草。“暴秦”之说，遂以极大的声势，在秦末之乱中，陡然生成了。六国贵族投奔陈胜吴广集团后，迅速背叛陈胜，纷纷复辟了六国旗号。复辟势力遍地蜂起，对秦政秦制的总体攻击，立即以最激烈的复仇方式爆发出来。
历经秦末之乱与楚汉相争，西汉王朝终于再度统一了中国。当此之时，如何面对秦帝国及其母体春秋战国时代，成为西汉建政立国最为紧迫的实际问题。对待秦帝国所开创的大一统文明框架，是全面继承还是另起炉灶？西汉王朝处在中国原生文明之后的第一个十字路口。
从汉高祖刘邦到汉武帝刘彻，历经百余年，西汉终于完成了这种权衡抉择。对于中央集权、郡县制、统一政令、统一文字、统一度量衡、统一历法、统一生产交通标准、移风易俗以及种种社会基本法度，西汉王朝都全部继承了秦文明框架。这就是所谓的“汉承秦制”。
两千多年来，我们在对自己的原生文明时代总体评判时，始终处于一种不可思议的割裂状态：一方面，在建政原则上，对一统秦帝国的文明框架原封继承，并全力维护；另一方面，在理念认定上，对秦帝国与春秋战国的文明功绩又极力否定甚至攻击。这是一个奇特而巨大的矛盾。在人类文明史上，没有哪个创造了独立文明的民族，在后来的发展中，极力贬低本民族原生文明的先例，更没有实际继承而理念否定的荒诞割裂先例。
对原生文明的深刻反思，一直以来都是世界各个民族，在不同时代发掘其创造力的精神资源宝库。原生文明是民族精神的坚实根基，是高端文明的永恒基因。中国的原生文明，春秋生发，战国绽放，收获于秦国。秦帝国以华夏族群五百余年的激荡历史所锤炼的文明成果为根基，对这一时期的种种社会文明形式，进行了系统性的梳理和总结，创建了适合于我们民族的新文明形态。从此，我们这个十里不同俗、隔山不同音的广散族群，开始有了统一的文字，有了统一的生产方式，有了种种具有最大共同性的生活方式，有了统一稳定的国家形式。具体文明形式的聚合一统，形成了我们民族的整体生存方式，形成了我们民族的整体文明，形成了我们独有的历史传统。
一个民族的文明发展史，有着必然的逻辑：要在发展中保持长久的生命力与饱满的生命状态，就必须有坚实的文明根基；这种文明根基的坚实程度，既取决于民族文明的丰厚程度，更取决于一个时代基于历史意识而确立的继承原则。
清理我们的历史传统，寻求我们的精神根基，树立我们的民族精神，并使这些基本面获得普遍的社会认知，使中华民族在民族复兴与发展的道路上，在对待民族精神上，应该有正确、清晰、坚定的信念。
（作者系市考古研究所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