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古以来，中华民族就是一个英雄辈出的民族。正是一代代难以计数、薪火相传的英雄人物，构成了民族的脊梁和精神象征，从而使我们这个民族无论经历多大的灾难，都不曾趴下而筚路蓝缕、勇敢前行。德国哲学家黑格尔有一句名言：英雄是“民族精神标本的博物馆”。矗立在中华民族“精神标本博物馆”里的各个历史时期的英雄雕像，是历史的记忆，是时代的呼应，也是对未来的召唤。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英雄模范人物更是层出不穷，他们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火热实践中从各行各业涌现出来，有着新时代的思想风貌和精神特征。这个英雄辈出的时代，给我们提供了丰富的创作源泉和广阔的表现空间，热情讴歌、精心塑造新时代的英雄模范形象，是我们文艺工作者义不容辞的使命和责任。
　　就戏剧舞台而言，令人欣喜的是，近几年来，以英雄模范人物为原型或者直接描写英雄模范人物的戏剧呈现出前所未有的繁荣景象。仅以去年5月在上海举办的第十二届中国艺术节为例，参加艺术节的近30部戏剧类作品中，至少有10部描写的是英雄模范人物，如：林则徐（京剧《钦差林则徐》）、杨靖宇（京剧《杨靖宇》）、樊锦诗（沪剧《敦煌女儿》）、马海明（豫剧《重度沟》）、邓稼先（黄梅戏《邓稼先》）、李保国（河北梆子《李保国》）、黄大发（黔剧《天渠》）、柳青（话剧《柳青》）、谷文昌（话剧《谷文昌》）、毛丰美（话剧《干字碑》）等。艺术来源于生活，戏剧舞台是社会生活的写照，生活中的英雄模范人物必然反映到戏剧舞台上来；同时，这也说明我们的戏剧工作者对这个时代充满了热情，对英雄模范人物给予了应有的关注。
　　对此，也有一种声音表示担忧：这么多戏剧都在写英雄模范人物，这是在搞艺术呢，还是在搞宣传品？这种担忧出于为作品的艺术质量考虑，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我们知道，戏剧是一门塑造人物的艺术，英雄模范是人物中的“翘楚”，这不正是戏剧所应表现的对象吗？当然，生活中有各种各样、大大小小、形形色色的人物，其中“失败”的英雄、有缺陷的英雄，甚至是有污点的英雄，皆可“入戏”，不会、也不用担心戏剧舞台上只有一种英雄模范人物；再者，作品的艺术性与宣传效应并不矛盾，优秀的戏剧作品也必然能起到很好的宣传作用，这有什么不好呢？问题的关键是，我们作品中的英雄模范人物，如果是标签式的、说教式的、脸谱化的、不食人间烟火的，观众必然反感，必然排斥；如果我们塑造的英雄模范人物真实可信、有血有肉、情理通达、与人民群众同呼吸共命运，必然会受到观众的认可与赞赏。
　　这几年，我也创作了几部描写英雄模范人物的剧本，如话剧《柳青》（当代著名作家柳青）、《麻醉师》（原西京医院麻醉医生陈绍洋）、《今夜星辰》（“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郭永怀）、《刘伦堂》（湖北省黄石市老鹳庙社区党总支书记刘伦堂）、《红叶》（全国优秀教师汪金权），以及歌剧《天下黄河》（人民音乐家冼星海）、《张思德》（为人民服务宗旨的光辉典范张思德）等。如何写好英雄模范人物？我的体会：首先你要对所描写的人物有感情、有热情，达到“志同道合”的境界；二是要扎扎实实地下功夫、花时间进行深度采访，采访的深度往往决定着作品的高度；三是下笔要真实，人物要走心，写出人物与时代、与群众、与家庭的逻辑关系和人物的性格特征、精神内涵；四是语言（台词）要反复推敲，要精准，说“人话”，切不可如白开水般寡淡无味；第五点尤为重要，就是要敢于合理地写矛盾冲突，敢于写英雄模范人物的精神困厄。书写英模绝不等同于简单地歌颂好人好事，大凡英雄模范人物一定是在种种矛盾与困境中磨砺而成长起来的，没有了矛盾和压力，就没有了产生英雄的环境。只有将英雄模范人物置身于复杂的矛盾漩涡中，方可显出英雄本色。
　　其实，每一部描写英模人物的戏剧作品，考验的都是作者的思想高度、生活积累、文化修养等方面。有担当的文艺工作者，就应该关注人世冷暖，感受大地苍茫，弘扬民族正气，为英雄模范人物塑像。
　　（作者系岐山籍著名军旅作家、国家一级编剧、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戏剧家协会理事，广东省作协副主席。著有中短篇小说集《兵车行》《沉默的冰山》等，长篇纪实文学《西域劫踪》、话剧《岁月风景》《天籁》《红帆》《共产党宣言》《麻醉师》《柳青》等40多部。作品曾获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全国优秀话剧剧本奖、中国曹禺剧本奖、“五个一”工程奖、中国人民解放军文艺奖、文华大奖和文华剧作奖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