搬办公室，顺便将存的书收拾了一下。我坐了三年多的办公室，整理出的书籍竟装满了15个不小的纸箱。同事见了，打趣说，杨教授搬办公室尽是书了。
　　这些书有购买的，有赠予的，也有交流来的。我有买书的嗜好，一般都是在实体书店，先锋书店买的居多。闲暇了，到书店去，站在一排排、一摞摞书前，自己似乎有一种乞丐变富翁的感觉，如果选中了自己喜欢的，更有一种元帅得胜还朝似的满足。由宝鸡到南京工作后，在实体书店买的这些书，多与南京及其周边城市的人文历史有关。我兴致盎然地将眼前所见与阅读所见相比较外，便是要进一步了解它们，追寻它们的前世今生和其中的人文历史了。这个时候，书无疑是最能够满足我的了。夜晚乘船感受了朱自清的“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后，我买下了《古今秦淮河》《桃叶渡与秦淮河》等。游览了南京明城墙和石头城遗址公园后，我分别在城墙书店和石头城遗址公园旁买下了《南京城墙史》《南京建城史》。这些书都是多卷本，十分厚重，但当它们摆上了书柜，我的成就感油然而生，空闲的时候拿出来读一读，充实而惬意。
　　书，有女儿给买的。为了能够读到高质量的书籍，我有浏览书籍排行榜和阅读书评的习惯。女儿知道我的爱好，她总是能很快地帮我网购到那些书，一般以哲学、宗教、文学和经济类居多。一次，我在南京大学同几位经济学的硕士研究生交流，谈到“后资本主义时代经济特征”时，我列举了最近出版的一位美国经济学家著作里的一个观点，令他们十分佩服，由此也加深了我对学术研究要阅读和追踪前沿观点的认识。
　　书，也有的是赠予我的。这些，一般以来自家乡宝鸡的居多。我曾经常年给《宝鸡日报》《宝鸡通讯》《秦岭文学》等几家报刊写稿，离开宝鸡到南京工作后，我的习惯没有改变，他们也习惯每期杂志出版后寄我几份。对这些来自宝鸡的书籍，我都会广泛地分享，或送给在南京工作的宝鸡乡党，或送给南京市对口的相关部门，或在我自己读后再分享给身边的同事阅读。他们读后皆言咱们宝鸡文化底蕴厚，发展势头猛。我感觉到书籍的阅读与分享是一件十分快乐的事情。当然，还有比这更快乐的，就是阅读了家乡宝鸡的书籍后，我写出文章来同大家分享。一次，我偶然阅读到了宝鸡市地方志办公室编辑出版的《宝鸡简史》，读后对宝鸡的文化工作者由衷地佩服，激情难耐，挥笔写就《〈宝鸡简史〉——我的枕边书》，收到了不错的反响。
　　赠予我书籍的，不在少数。我同宝鸡十几个区县地方志办公室、政协文史委和文化馆的同志，凡有联系的，他们在书出版之后，大都寄我阅读。一般来说，阅读之后，我都会利用机会进行宣传。我曾以文化学者的身份参加南京某非遗保护项目的推介，我在发言时就用比较的方法，讲到了宝鸡扶风、麟游、太白、陇县等县区的一些非遗保护项目，也算是对家乡文化的一个软广告式的宣传。有激情了，我也会写写文章，使大家编辑出版的这些书有更多的人阅读，遗憾的是至今我没有写出更多的文字，我感觉到自己还欠着一笔宝鸡朋友的“文债”。
　　书，还有相互交流来的。我做了几届政协文史委员之后，又被遴选为市地方志专家委员会成员了；因为这些岗位的熏陶，以书架桥，以书会友，也喜欢上了同这些领域的专家和同事进行交流。我寄他们这些方面的书，他们也寄我这些方面的书；或者给他们之间牵线，让他们彼此以书交流。我想，每个地方的历史文化是不相同的，因为我的牵线与交流，不同地方历史文化的整理者、编纂者和研究者们，会因为书而相互了解，在开阔眼界的同时，也增强了耕耘文化沃土的勇气与坚守。
　　写下这些与书有关的事情，我起身走到窗前，看到长到窗下墙旁的凌霄花开得正艳，每五瓣组合成一枚枚鲜艳的圆形花朵，红彤彤的，在绿叶的映衬下，显得十分娇艳，我的心里满是温馨。
　　（杨明劳，陕西省委宣传部党的十九大精神宣讲团成员，陕西省作家协会会员，南京市检察院人民监督员，宝鸡市地方志专家委员会成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