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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守气节勇于担当
中华传统文化对仁人志士的要求，简言之，一是要有气节，比如孔子提出的“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就是对气节的坚守；二是要敢担当，比如林则徐“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体现的就是担当的境界。
有气节、敢担当，从本质上来讲，体现的是一种内在修养和文化自觉。人常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一方文化影响一方人。文化作为一种精神基因，流淌在一个民族的血液中，对人们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人格养成和文化心理结构都有着极为深远的影响。
三秦大地作为中华民族文化的重要发祥地之一，同样以独特的地域文化彰显出秦人的精神风貌。比如，“八百里秦川尘土飞扬，三千万老陕高吼秦腔”，那或激越悲壮、深沉高亢，或欢快明朗、刚劲粗犷的吼声，无不展现出苍劲有力、震撼人心的力量。
“天地有正气，杂然赋流形。”中华民族是一个任何困难都压不扁、折不弯、顶得住、吓不倒的民族，历来崇尚气节。
“气节”者，志气和节操也。孔子讲，“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认为人的气节比人的生命还重要、还宝贵。两千多年前，孟子就写下了“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以“三不”立起了“大丈夫”正气浩然、顶天立地的伟岸标杆和风骨气节。
回望历史，从陶渊明“吾不能为五斗米折腰，拳拳事乡里小人邪”，到朱自清挺起脊梁，宁肯饿死也不领美国的救济粮；从文天祥“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到谭嗣同“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从于谦“粉身碎骨浑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到抗日英雄赵一曼“毒刑拷打何所惧，民族气节显忠魂”等，很多历史名人凭借着“气节”二字留下了“惊天地、泣鬼神”的千古美谈。
陕西历史上也是英才辈出。明代著名学者王阳明曾说：“关中自古多豪杰，其忠信沉毅之质，明达英伟之器，四方之士，吾见亦多矣，未有如关中之盛者也。”黄宗羲也在《明儒学案》中说，关中学者“多以气节著”。北宋金石学家、“蓝田四吕”之一的吕大临在《横渠先生行状》中称，张载为人就是“气质刚毅，德胜貌严”。清末著名理学家贺瑞麟更是认为:“关中之地，土厚水深，其人厚重质直，而其士风亦多尚气节而励廉耻。”
秦人有股子“拧劲儿”。著名作家陈忠实曾说：“历史上凡是能进入当时政权的关中人，祸国殃民的奸佞之徒几乎数不出来，一个个都是坚辞硬嘴不折不摧的大丈夫。”比如，“史圣”司马迁，刚正不阿，忍辱负重，用十几年时间完成了被鲁迅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的《史记》；东汉太尉杨震，不仅以“四知美誉留人世”，且为官正直，不屈权贵，屡次上疏直言时政之弊，因而为奸臣等所忌恨，后在被罢官返乡途中饮鸩而卒；明代万历年间任吏部尚书的孙丕扬，刚直不屈，“挺劲不挠，百僚无敢以私干者”，众官不敢徇私。
又如，清代第一位陕西籍状元王杰，在朝40余年，历任宰相14年，但不失秦人特征，为官清正廉洁，为人刚直耿介，不结党营私，不趋炎附势，告老还乡时嘉庆皇帝赠诗匾送行，赞其“直到一身立廊庙，清风两袖返韩城”；在他去世后的贤良祠有联高悬，曰：“文见长，清风两袖不畏权贵；端品高，言道一身敢斥恶邪。”《清史稿》里对王杰高度评价：“和珅一再间沮，卒不屈挠。”“天留数人，弼成仁宗初政之盛，可谓大臣矣。”
再如，清道光年间的王鼎，“少贫，力学，尚气节”，忠贞爱国、“清操绝俗”。面对外敌入侵，数度不惜冒犯天颜，苦劝道光帝下定决心与英人一战到底。在廷谏、哭谏均告失败的情况下，决心以“尸谏回天听”，以血醒君。1842年6月8日深夜，74岁的王鼎怀揣“条约不可轻许，恶例不可轻开，穆不可任，林不可弃也”的遗疏，自缢身亡。
可见，气节者，凛然正气、高风亮节也，乃生命之脊梁、立身之根本、民族之魂魄。习近平总书记曾在《从政杂谈》一文中说：“高尚的气节是每一个领导者应有的品质。没有气节，就没有了脊梁骨。”可以说，一个民族若是没有气节，就会任人宰割、备受凌辱；一个人若是没有气节，就是软骨头。对党员干部来讲，气节源于对党的事业的忠诚、源于对政治信念的坚守、源于对初心使命的担当、源于对公平正义的追求。党员干部讲气节，就是要立起坚定信仰、矢志不渝的政治气节，大道之行、天下为公的奉献气节，坚持原则、敢于亮剑的斗争气节，公正廉洁、一毫莫取的廉洁气节等。有了这样的气节，才能不忘初心，砥砺前行。
大事难事看担当，逆境顺境看襟度。可以说，担当品质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髓，更是民族精神、民族品质与民族气节的集中体现。孔子曾经说过：“士而怀居，不足以为士矣。”意思是说，如果一个人整天只想着自己的小家庭，那么这个人就不可能成为真正的君子。传统文化关于君子最基本的人格标准，就是心怀天下苍生，做一个有担当的人。有气节和敢担当，这两方面结合在一起，就是内在修身与外在大义的统一。党员干部既要“善养浩然之气”，涵养共产党人的高洁品质和情操；更要以“事不避难、义不逃责”的使命担当，奋力创造出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绩。
（作者系陕西地电集团党委委员、纪委书记，监察专员，省委讲师团特聘专家学者）
有气节、敢担当，从本质上来讲，体现的是一种内在修养和文化自觉。人常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一方文化影响一方人。文化作为一种精神基因，流淌在一个民族的血液中，对人们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人格养成和文化心理结构都有着极为深远的影响。
三秦大地作为中华民族文化的重要发祥地之一，同样以独特的地域文化彰显出秦人的精神风貌。比如，“八百里秦川尘土飞扬，三千万老陕高吼秦腔”，那或激越悲壮、深沉高亢，或欢快明朗、刚劲粗犷的吼声，无不展现出苍劲有力、震撼人心的力量。
“天地有正气，杂然赋流形。”中华民族是一个任何困难都压不扁、折不弯、顶得住、吓不倒的民族，历来崇尚气节。
“气节”者，志气和节操也。孔子讲，“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认为人的气节比人的生命还重要、还宝贵。两千多年前，孟子就写下了“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以“三不”立起了“大丈夫”正气浩然、顶天立地的伟岸标杆和风骨气节。
回望历史，从陶渊明“吾不能为五斗米折腰，拳拳事乡里小人邪”，到朱自清挺起脊梁，宁肯饿死也不领美国的救济粮；从文天祥“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到谭嗣同“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从于谦“粉身碎骨浑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到抗日英雄赵一曼“毒刑拷打何所惧，民族气节显忠魂”等，很多历史名人凭借着“气节”二字留下了“惊天地、泣鬼神”的千古美谈。
陕西历史上也是英才辈出。明代著名学者王阳明曾说：“关中自古多豪杰，其忠信沉毅之质，明达英伟之器，四方之士，吾见亦多矣，未有如关中之盛者也。”黄宗羲也在《明儒学案》中说，关中学者“多以气节著”。北宋金石学家、“蓝田四吕”之一的吕大临在《横渠先生行状》中称，张载为人就是“气质刚毅，德胜貌严”。清末著名理学家贺瑞麟更是认为:“关中之地，土厚水深，其人厚重质直，而其士风亦多尚气节而励廉耻。”
秦人有股子“拧劲儿”。著名作家陈忠实曾说：“历史上凡是能进入当时政权的关中人，祸国殃民的奸佞之徒几乎数不出来，一个个都是坚辞硬嘴不折不摧的大丈夫。”比如，“史圣”司马迁，刚正不阿，忍辱负重，用十几年时间完成了被鲁迅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的《史记》；东汉太尉杨震，不仅以“四知美誉留人世”，且为官正直，不屈权贵，屡次上疏直言时政之弊，因而为奸臣等所忌恨，后在被罢官返乡途中饮鸩而卒；明代万历年间任吏部尚书的孙丕扬，刚直不屈，“挺劲不挠，百僚无敢以私干者”，众官不敢徇私。
又如，清代第一位陕西籍状元王杰，在朝40余年，历任宰相14年，但不失秦人特征，为官清正廉洁，为人刚直耿介，不结党营私，不趋炎附势，告老还乡时嘉庆皇帝赠诗匾送行，赞其“直到一身立廊庙，清风两袖返韩城”；在他去世后的贤良祠有联高悬，曰：“文见长，清风两袖不畏权贵；端品高，言道一身敢斥恶邪。”《清史稿》里对王杰高度评价：“和珅一再间沮，卒不屈挠。”“天留数人，弼成仁宗初政之盛，可谓大臣矣。”
再如，清道光年间的王鼎，“少贫，力学，尚气节”，忠贞爱国、“清操绝俗”。面对外敌入侵，数度不惜冒犯天颜，苦劝道光帝下定决心与英人一战到底。在廷谏、哭谏均告失败的情况下，决心以“尸谏回天听”，以血醒君。1842年6月8日深夜，74岁的王鼎怀揣“条约不可轻许，恶例不可轻开，穆不可任，林不可弃也”的遗疏，自缢身亡。
可见，气节者，凛然正气、高风亮节也，乃生命之脊梁、立身之根本、民族之魂魄。习近平总书记曾在《从政杂谈》一文中说：“高尚的气节是每一个领导者应有的品质。没有气节，就没有了脊梁骨。”可以说，一个民族若是没有气节，就会任人宰割、备受凌辱；一个人若是没有气节，就是软骨头。对党员干部来讲，气节源于对党的事业的忠诚、源于对政治信念的坚守、源于对初心使命的担当、源于对公平正义的追求。党员干部讲气节，就是要立起坚定信仰、矢志不渝的政治气节，大道之行、天下为公的奉献气节，坚持原则、敢于亮剑的斗争气节，公正廉洁、一毫莫取的廉洁气节等。有了这样的气节，才能不忘初心，砥砺前行。
大事难事看担当，逆境顺境看襟度。可以说，担当品质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髓，更是民族精神、民族品质与民族气节的集中体现。孔子曾经说过：“士而怀居，不足以为士矣。”意思是说，如果一个人整天只想着自己的小家庭，那么这个人就不可能成为真正的君子。传统文化关于君子最基本的人格标准，就是心怀天下苍生，做一个有担当的人。有气节和敢担当，这两方面结合在一起，就是内在修身与外在大义的统一。党员干部既要“善养浩然之气”，涵养共产党人的高洁品质和情操；更要以“事不避难、义不逃责”的使命担当，奋力创造出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绩。
（作者系陕西地电集团党委委员、纪委书记，监察专员，省委讲师团特聘专家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