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尊铭文中第一次出现了“中国”

　　青铜器是指以青铜为基本原料加工而制成的器皿等。青铜古称金或吉金，是红铜与锡、镍、铅、磷等化学元素的合金，其铜锈呈青绿色，因而得名。
　　以工具为标志，人类社会曾经历了石器时代、青铜时代、铁器时代、机器时代、计算机时代，青铜时代是人类社会正式迈进文明时代的重要标志。青铜器与文字、城市比肩齐名，被誉为人类进入文明社会的三大标志之一，是人类社会生产发展史上的一大飞跃，意味着人类真正打开了文明的大门。
　　史学上所称的“青铜时代”是指大量使用青铜工具及青铜礼器的时期。这一时期主要从夏商周直至春秋战国，时间跨度约为1500年，这也是青铜器从发展、成熟乃至鼎盛的主要时期。由于青铜器以其独特的器形、精美的纹饰、典雅的铭文向人们揭示了先秦时期的铸造工艺、文化水平和历史源流，因此被史学家们称为“一部活生生的史书”。
　　西周时期，青铜铸造工艺在殷商时代的基础上得到了长足发展，出现了分铸法、失蜡法等先进工艺技术，青铜文化达到了顶峰。陕西作为西周王朝的发祥地，曾孕育了中国青铜文明的顶峰时期，在中华民族和世界古代文明中占据着崇高的地位。陕西出土的青铜器时间之久、数量之大、范围之广、种类之全、精品之多、铭文之重要，在全国首屈一指。可以说，陕西出土的青铜器是西周文明的重要标志，是中国青铜时代的最高水平。
　　据第一次全国可移动文物普查数据显示，陕西境内国有单位收藏保管的青铜器达149606件，约占全国总数的10%，位居全国前列。这还不包括大量私人收藏和流散于国内外博物馆的收藏。陕西是西周青铜器出土的密集区，特别是宝鸡周原一带，是陕西乃至中国青铜器出土最集中的区域。汉代以来，周原一带就常有成批的青铜礼器、生产工具、兵器等出土。如西汉神爵四年（58年），美阳（今陕西扶风）出土尸臣鼎。东汉建初七年（82年），美阳又出土一件类似于酒尊的铜器。北宋吕大临《考古图》中，有出土地点可考者达90余器，半数以上出自陕西，其中有10器以上出自宝鸡周原一带。清光绪年间，扶风任家村一窖出土克鼎等120件；1976年扶风庄白村一号铜器窖藏出土微氏家族铜器103件。中国青铜器发展史上的几件有名的重器，如大盂鼎、小盂鼎、大丰簋、何尊、史墙盘、毛公鼎、散氏盘等大都出自周原一带。作为中华文明的重要发祥地，陕西不仅周畿腹地大量出土青铜器，就是在关中其他地区也都有不少铜器陆续面世，即便是远离西周京城的陕南、陕北，近年来也有不少发现。所以，陕西被誉为“天然历史博物馆”，陕西文物被誉为中华文明的“精神标识”。
　　陕西青铜器享有盛誉不仅以数量取胜，而且在于它的质量。西周时期正值青铜器发展的鼎盛时期，这个时期的青铜器不仅品种繁多，而且制作精湛、形制瑰异、花纹繁缛、富丽堂皇，有酒器、食器、水器、乐器、兵器、农具与工具、车马器、生活用具、玺印等，单在酒器类中又有爵、角、觯、斝、尊、壶、卣、彝、觥、罍、盉、勺、禁等多个器种，而每一器种在每个时代都呈现不同的风采，同一时代的同一器种的式样也多姿多彩。从出土器物来看，陕西出土的青铜器大多造型独特、制作精致、美观大方。特别是一些青铜礼器，是当时经济、社会和文化发展的代表之作，体现了社会生产力的最高成就，既是古代艺术品中的精品，也是文物复制和仿制的对象。如折觥主体造型采用了圆雕手法，主体花纹也以高浮雕技法而成，其花纹下既有云雷纹填底，又有阴线附身，全身动物纹饰有饕餮、夔龙、大象、小蛇、飞燕、鸣蝉、鸷鸟、神龟等数十个，四层纹饰造型，有机结合，巧夺天工，体现了现实主义与抽象艺术的完美结合。雕铸如此精美的青铜器艺术品，不仅要有高超的造型技艺，还要有深邃的艺术思维。伯各卣通体以云雷纹衬地，采用以浮雕、圆雕和平雕相结合的艺术手法，造型厚重，纹饰华丽，充满神秘色彩，充分表现了古人对鬼神的畏惧与虔敬，是西周早期不可多得的青铜艺术珍品。凤翔出土的凤鸟衔环铜熏炉，整个熏炉铸造利用了浇铸、编织、铆锻、镂空等多种工艺技术，其设计巧妙，工艺精美，造型、风格独特，纹饰瑰丽，铸造精良，是春秋时期青铜器的经典之作，就是现代工艺也很难仿造。现在，我们常见的一些青铜器礼品和青铜器宣传画，如大克鼎、何尊、伯各卣等，大多是陕西出土的，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宣传和推介了陕西青铜文化。
　　陕西青铜器最显著的特点就是很多铸有铭文，而且铭文字数较多，内容重要，影响深远。其中，毛公鼎铭文499字，居西周长铭铜器之首位。小盂鼎铭文400多字，曶鼎铭文380字，逨盘铭文372字，散氏盘铭文357字，四十三年逨鼎铭文320字，大盂鼎铭文291字，大克鼎铭文290字，墙盘铭文284字，四十二年逨鼎铭文282字，多友鼎铭文279字，牧簋铭文221字，五祀卫鼎铭文207字，禹鼎铭文207字。九年卫鼎、亻朕匜、卫盉、宰兽簋、害夫簋、何尊、冬弋方鼎、此簋、此鼎、盠方彝、病兴钟等青铜器铭文均逾100字。这些青铜器铭文有着很高的研究价值和历史地位。如散氏盘被誉为金文中首个以土地换和平的契约，亻朕匜铭文被称为我国目前发现最早的刑事判决书，函皇父鼎铭文是我国现存最早的一篇青铜物账，大盂鼎铭文是史家研究周代分封制和周王与臣属关系的重要史料，盠方彝铭文是我国最早屯田文字记录，杜虎符是现存最早的一件调兵凭证，曶鼎铭文是记载西周奴隶价格的唯一史料，何尊铭文中第一次出现了“中国”一词，利簋、逨盘、史墙盘、吴虎鼎、虎簋盖、善夫山鼎等青铜器铭文为国家夏商周断代工程和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研究提供了重要依据。可以说，凡是研究中国古代史特别是西周历史的学者，都离不开陕西的青铜器，都以陕西出土的青铜器铭文为重要的研究资料。
　　陕西出土青铜器，不仅数量众多，而且制造精美、铭文珍奇，有些被称为镇馆之宝，有些被称为国之重器。但在普通人眼中，如果不经专业人士介绍，这些同类别的青铜器则看起来差别不大，很难了解其文化内涵、历史意义。如何让博物馆中收藏的青铜器“活”起来，讲好讲活青铜器故事，如何让普通大众更多地了解、认识我们陕西的青铜器，学习和传承青铜文化、传播和弘扬青铜文化，增强文化自信，促进陕西文化旅游产业发展，是我们陕西学人义不容辞的责任，也是我撰写《陕西古代青铜器》目的所在。
　　（作者系宝鸡文理学院特聘教授、西北大学历史学院客座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