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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号文件
至此，政策的落实被大大地朝前推进了一步！
不仅如此，这一年的春夏之交，万里被调到中央担任国务院副总理，代替王任重主管全国农业工作。这不仅从思想上有力地遏止了对安徽的攻击和指责，极大地促进了农村工作的思想解放，而且从组织上有力地推动了包产到户和包干到户在全国的铺开和发展。
但是从内心深处，许多领导干部并没有消除疑虑。
1980年9月，中共中央召开省市第一书记座谈会，专门讨论生产责任制问题。
应当说，连续两年的粮食增产，使得农业生产责任制的优点已经凸显出来。但即使这样，在讨论包产到户问题时，省市第一书记之间仍然发生了激烈的争论。整个座谈会上只有辽宁的任仲夷、内蒙古的周惠、贵州的池必卿等少数几个人明确表示支持“只要群众要求就允许包产到户”这条原则。多数与会者坚持不同意，认为这条原则只能仅限于贫困区，其他地区则明确不准。
据杜润生回忆，会议休息当中，一位老同志拉住他说：包产到户，关系晚节，我们有意见不能不提，留个记录也好。
由于意见严重不统一，使得会议无法继续。于是在胡耀邦和万里的共同斡旋下，由杜润生巧妙地改写文件，最终形成了75号文件。75号文件指出：集体经济是我国农业向现代化前进的不可动摇的基础；但过去人民公社脱离人民的做法必须改革。在现在条件下，群众对集体经济感到满意的，就不要搞包产到户。对集体丧失信心、因而要求包产到户的，可以包产到户，并在一个较长的时间内保持稳定。
应当说，在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农村的发展上，75号文件是一份承前启后的文件，同时也是一个妥协的文件。当时不少人仍然坚持要走“社会主义的阳光道”，以致贵州省委书记池必卿忍无可忍地说：“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走我的独木桥。我们贫困地区就是独木桥也得过。”
更耐人寻味的一段插曲是，当时有一位老干部，为人很正直。在包产到户问题上，这位老干部和万里发生了争论。
老干部：包产到户，没有统一经营，不符合社会主义所有制的性质，不宜普遍推广。
万里：包产到户，是群众要求，群众不过是为了吃饱肚子，为什么不可以？
老干部：它离开了社会主义方向，不是走共同富裕道路。
万里：社会主义和人民群众，你要什么？
老干部：我要社会主义！
时值今天，以人为本，人民是天，这已经是执政者天经地义的执政理念。所有的“思想”“主义”如果不是对人民群众有益，那就绝对会被抛弃于历史的尘埃。但是在从前狂热的年代里，在“主义”和人民群众之间，许多领导干部宁要一个徒有空名的“主义”而不要群众！他们完全忽略了，社会主义如果值得拥护，那它必须具备一个最基本的前提，即对人民群众有益！
万里当时表现得非常敏捷，也非常出色。
万里说：我要群众！
“我要群众！”这是多么凛然的呼声！
遗憾在于，当时这样的呼声，甚至这样的思维都太少太少了！
那时候，想“主义”的人太多太多，想“群众”的人太少太少！
注定将载入史册
不管争论得多么激烈，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确实是在一步一步地前进着。
在经过激烈争论之后，会议最终形成了75号文件。文件充分肯定了三中全会以来党在农村实行的各项经济政策，对包产到户的性质作出了新的解释，认为它是：“依存于社会主义经济，而不会脱离社会主义轨道的，没有什么复辟资本主义的危险。”
从此，包产到户这种责任制的推行，由半明半暗的、自发的状态转入公开。截至1980年10月，全国实行各种联产承包的村落已占到原生产队总数的83.3％，其中实行包产到户和包干到户的占50.85％；到1981年底，全国农村有90％以上的生产队都建立了不同形式的农业生产责任制。
至此，党中央已经从思想上、组织上、舆论上为整个中国农村即将发生的翻天覆地的变化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越来越多的人接受了包产到户。而随着包产到户后农村出现的新面貌，又有越来越多的人思想得到进一步解放。
李百灵为我讲述了一件他采访中听到的事情：在一次研究农业问题的会议上，后来被公认为农村改革作出了巨大贡献的杜润生有一个讲话，他说：分田到户、包产到户是我们对农民的一个应有的让步。谁知与会的甘肃代表在讨论时坚决不同意他的说法，他们说：这根本不是什么对农民的让步，这是一个历史性的进步！
大多数的同志都认同甘肃代表们的意见，认为批评得好，批评得对。
杜润生本人也同样接受，他诚恳地表示：从此以后，我再也不会那样讲了。
值得一说的是，随着新的农业政策的铺开，到1980年末，中国农村的粮食收获情况是——
仍然坚守在人民公社阵营里边的平均产量不增不减。
包产到组的村社平均增产10%到20%。（连载25）
不仅如此，这一年的春夏之交，万里被调到中央担任国务院副总理，代替王任重主管全国农业工作。这不仅从思想上有力地遏止了对安徽的攻击和指责，极大地促进了农村工作的思想解放，而且从组织上有力地推动了包产到户和包干到户在全国的铺开和发展。
但是从内心深处，许多领导干部并没有消除疑虑。
1980年9月，中共中央召开省市第一书记座谈会，专门讨论生产责任制问题。
应当说，连续两年的粮食增产，使得农业生产责任制的优点已经凸显出来。但即使这样，在讨论包产到户问题时，省市第一书记之间仍然发生了激烈的争论。整个座谈会上只有辽宁的任仲夷、内蒙古的周惠、贵州的池必卿等少数几个人明确表示支持“只要群众要求就允许包产到户”这条原则。多数与会者坚持不同意，认为这条原则只能仅限于贫困区，其他地区则明确不准。
据杜润生回忆，会议休息当中，一位老同志拉住他说：包产到户，关系晚节，我们有意见不能不提，留个记录也好。
由于意见严重不统一，使得会议无法继续。于是在胡耀邦和万里的共同斡旋下，由杜润生巧妙地改写文件，最终形成了75号文件。75号文件指出：集体经济是我国农业向现代化前进的不可动摇的基础；但过去人民公社脱离人民的做法必须改革。在现在条件下，群众对集体经济感到满意的，就不要搞包产到户。对集体丧失信心、因而要求包产到户的，可以包产到户，并在一个较长的时间内保持稳定。
应当说，在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农村的发展上，75号文件是一份承前启后的文件，同时也是一个妥协的文件。当时不少人仍然坚持要走“社会主义的阳光道”，以致贵州省委书记池必卿忍无可忍地说：“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走我的独木桥。我们贫困地区就是独木桥也得过。”
更耐人寻味的一段插曲是，当时有一位老干部，为人很正直。在包产到户问题上，这位老干部和万里发生了争论。
老干部：包产到户，没有统一经营，不符合社会主义所有制的性质，不宜普遍推广。
万里：包产到户，是群众要求，群众不过是为了吃饱肚子，为什么不可以？
老干部：它离开了社会主义方向，不是走共同富裕道路。
万里：社会主义和人民群众，你要什么？
老干部：我要社会主义！
时值今天，以人为本，人民是天，这已经是执政者天经地义的执政理念。所有的“思想”“主义”如果不是对人民群众有益，那就绝对会被抛弃于历史的尘埃。但是在从前狂热的年代里，在“主义”和人民群众之间，许多领导干部宁要一个徒有空名的“主义”而不要群众！他们完全忽略了，社会主义如果值得拥护，那它必须具备一个最基本的前提，即对人民群众有益！
万里当时表现得非常敏捷，也非常出色。
万里说：我要群众！
“我要群众！”这是多么凛然的呼声！
遗憾在于，当时这样的呼声，甚至这样的思维都太少太少了！
那时候，想“主义”的人太多太多，想“群众”的人太少太少！
注定将载入史册
不管争论得多么激烈，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确实是在一步一步地前进着。
在经过激烈争论之后，会议最终形成了75号文件。文件充分肯定了三中全会以来党在农村实行的各项经济政策，对包产到户的性质作出了新的解释，认为它是：“依存于社会主义经济，而不会脱离社会主义轨道的，没有什么复辟资本主义的危险。”
从此，包产到户这种责任制的推行，由半明半暗的、自发的状态转入公开。截至1980年10月，全国实行各种联产承包的村落已占到原生产队总数的83.3％，其中实行包产到户和包干到户的占50.85％；到1981年底，全国农村有90％以上的生产队都建立了不同形式的农业生产责任制。
至此，党中央已经从思想上、组织上、舆论上为整个中国农村即将发生的翻天覆地的变化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越来越多的人接受了包产到户。而随着包产到户后农村出现的新面貌，又有越来越多的人思想得到进一步解放。
李百灵为我讲述了一件他采访中听到的事情：在一次研究农业问题的会议上，后来被公认为农村改革作出了巨大贡献的杜润生有一个讲话，他说：分田到户、包产到户是我们对农民的一个应有的让步。谁知与会的甘肃代表在讨论时坚决不同意他的说法，他们说：这根本不是什么对农民的让步，这是一个历史性的进步！
大多数的同志都认同甘肃代表们的意见，认为批评得好，批评得对。
杜润生本人也同样接受，他诚恳地表示：从此以后，我再也不会那样讲了。
值得一说的是，随着新的农业政策的铺开，到1980年末，中国农村的粮食收获情况是——
仍然坚守在人民公社阵营里边的平均产量不增不减。
包产到组的村社平均增产10%到20%。（连载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