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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说：
农村政策放宽以后，一些适宜搞包产到户的地方搞了包产到户，效果很好，变化很快。安徽肥西县绝大多数生产队搞了包产到户，增产幅度很大。“凤阳花鼓”中唱的那个凤阳县，绝大多数生产队搞了大包干，也是一年翻身，改变面貌。有的同志担心，这样搞会不会影响集体经济。我看这种担心是不必要的。
邓小平还特别强调：总的说来，现在农村工作中的问题是思想解放不够。
2012年冬季，当我在米脂孟家坪村采访时，榆林市委副秘书长马维骥不辞劳苦地为我翻查30多年前的一些资料。十多天后，我已经返回西安家中，突然接到他转寄来的一些资料。当我翻阅这些资料时，我突然被惊呆了——手里捧读的是当时国务院副总理赵紫阳看到新华社《内参》中对孟家坪在专业化分工协作的基础上实行包产到人的做法后，给万里和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胡耀邦写的一封信。信中以孟家坪生产队为例，建议在中央书记处议一议，并特别提出：为了不失时机地把今年的农业生产抓好，特别是把秋季作物抓好，对当前生产责任制的各种形式，应当稳定下来，不要变来变去，错过农时。
这封信的落款是1980年6月19日。
时过三十二年再读这封信，仍然可以感觉到赵紫阳措辞之严谨，语气之慎重——仅从这种极为严谨和慎重的措辞中，就可以明显地感受到，那时候反对实行责任制的呼声绝不是弱小的，反对包产到户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生产方式的力量绝不是一般的。
就在这封打字机打出的信的落款处，有几句用钢笔记录下来的话。
1980年6月23日
新华社记者冯东书口头传说：
邓小平对当前形势认为：有些地方搞包产到户，这是不合乎传统说法，但是解决了吃饭问题。要肯定。解放思想，研究新问题。
这位用钢笔记录的人不知是谁，恐怕连他自己也不会想到，这偶然中的几句记录，却把那个时代最理性的声音记录下来了，把那个时代最强大的力量推广开来了。
和邓小平历来的风格一样，他从不高谈阔论，更无豪言壮语，他只是用最质朴的语言讲清道理。但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只有他才具有这样的魄力，也只有他才具有这样的权威，他在农村形势发展极为关键的时刻发表的谈话，对于打破僵化观念，消除许多人长期存在着的恐惧心理，推动包产到组和最终发展到包产到户、包干到户，起到了扭转乾坤的巨大作用。
其实，早在1962年，早在人们对“极左”那一套政策噤若寒蝉的时候，邓小平对农村问题就已经发表了谈话。
他说：
生产关系究竟以什么形式为最好，恐怕要采取这样一种态度，就是哪种形式在哪个地方能够比较容易比较快地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就采取哪种形式。
而在改革开放的关键时刻，邓小平继续坚持自己的看法：
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我们首先解决农村问题。中国有百分之八十的人口住在农村，中国稳定不稳定首先要看这百分之八十稳定不稳定。城市搞得再漂亮，没有农村这一块的基础是不行的。
直到1990年3月3日，邓小平仍然密切关注着农业。他在谈话中指出：
中国社会主义农业的改革与发展，从长远的观点看，要有两个飞跃。第一个飞跃，是废除人民公社，实行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的责任制。这是一个很大的前进，要长期坚持不变。第二个飞跃，是适应科学种田和生产社会化的需要，发展适度规模经营，发展集体经济。这是又一个很大的前进，当然这是很长的过程。
1992年7月，邓小平在审阅党的十四大报告稿时，又一次重申了这个思想，他指出：
要提高机械化程度，利用科学技术发展成果，一家一户是做不到的。特别是高科技成果的应用，有的要超过村的界线，甚至超过区的界线。仅靠双手劳动，仅是一家一户的耕作，不向集体化集约化经济发展，农业现代化的实现是不可能的。就是再过一百年二百年，最终还是要走这条路。
当我在21世纪的今天，在走进了许多农村、调查了许多农业问题之后读到二十多年前邓小平这些论述时，我对这位伟大改革家的敬佩源自心底，历久难散。
显然，邓小平对农村改革，始终是站在历史和现实的双重高度去关注的。他的思路从来没有停留在从前的“一大二公”上，甚至从来没有停留在已经给中国人民带来极大福祉的“包产到户”上，他对农业和农村问题的思考，远远超出了同时代的许多人。用高瞻远瞩这四个字来形容邓小平的眼光，是丝毫不为过的。
我要群众
1980年4月和5月邓小平的两次讲话以后，各省市主要领导对农村新政策既不全面点头也不统统摇头的情况顿时发生了极大的变化。局势开始朝着有利于改革的方向发展。
当年7月，已经担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胡耀邦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态度明确地表示：“中央不反对搞包产到户。”
同年7月至8月，国家农委根据邓小平、胡耀邦的意见组织实际工作者和理论工作者分赴各地农村调查，并写出了大量调查报告和理论探讨文章。这些报告和文章的观点集中起来，是建议中央应该在政策上、法律上公开承认包产到户的合理性和合法性。
（连载24）
农村政策放宽以后，一些适宜搞包产到户的地方搞了包产到户，效果很好，变化很快。安徽肥西县绝大多数生产队搞了包产到户，增产幅度很大。“凤阳花鼓”中唱的那个凤阳县，绝大多数生产队搞了大包干，也是一年翻身，改变面貌。有的同志担心，这样搞会不会影响集体经济。我看这种担心是不必要的。
邓小平还特别强调：总的说来，现在农村工作中的问题是思想解放不够。
2012年冬季，当我在米脂孟家坪村采访时，榆林市委副秘书长马维骥不辞劳苦地为我翻查30多年前的一些资料。十多天后，我已经返回西安家中，突然接到他转寄来的一些资料。当我翻阅这些资料时，我突然被惊呆了——手里捧读的是当时国务院副总理赵紫阳看到新华社《内参》中对孟家坪在专业化分工协作的基础上实行包产到人的做法后，给万里和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胡耀邦写的一封信。信中以孟家坪生产队为例，建议在中央书记处议一议，并特别提出：为了不失时机地把今年的农业生产抓好，特别是把秋季作物抓好，对当前生产责任制的各种形式，应当稳定下来，不要变来变去，错过农时。
这封信的落款是1980年6月19日。
时过三十二年再读这封信，仍然可以感觉到赵紫阳措辞之严谨，语气之慎重——仅从这种极为严谨和慎重的措辞中，就可以明显地感受到，那时候反对实行责任制的呼声绝不是弱小的，反对包产到户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生产方式的力量绝不是一般的。
就在这封打字机打出的信的落款处，有几句用钢笔记录下来的话。
1980年6月23日
新华社记者冯东书口头传说：
邓小平对当前形势认为：有些地方搞包产到户，这是不合乎传统说法，但是解决了吃饭问题。要肯定。解放思想，研究新问题。
这位用钢笔记录的人不知是谁，恐怕连他自己也不会想到，这偶然中的几句记录，却把那个时代最理性的声音记录下来了，把那个时代最强大的力量推广开来了。
和邓小平历来的风格一样，他从不高谈阔论，更无豪言壮语，他只是用最质朴的语言讲清道理。但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只有他才具有这样的魄力，也只有他才具有这样的权威，他在农村形势发展极为关键的时刻发表的谈话，对于打破僵化观念，消除许多人长期存在着的恐惧心理，推动包产到组和最终发展到包产到户、包干到户，起到了扭转乾坤的巨大作用。
其实，早在1962年，早在人们对“极左”那一套政策噤若寒蝉的时候，邓小平对农村问题就已经发表了谈话。
他说：
生产关系究竟以什么形式为最好，恐怕要采取这样一种态度，就是哪种形式在哪个地方能够比较容易比较快地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就采取哪种形式。
而在改革开放的关键时刻，邓小平继续坚持自己的看法：
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我们首先解决农村问题。中国有百分之八十的人口住在农村，中国稳定不稳定首先要看这百分之八十稳定不稳定。城市搞得再漂亮，没有农村这一块的基础是不行的。
直到1990年3月3日，邓小平仍然密切关注着农业。他在谈话中指出：
中国社会主义农业的改革与发展，从长远的观点看，要有两个飞跃。第一个飞跃，是废除人民公社，实行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的责任制。这是一个很大的前进，要长期坚持不变。第二个飞跃，是适应科学种田和生产社会化的需要，发展适度规模经营，发展集体经济。这是又一个很大的前进，当然这是很长的过程。
1992年7月，邓小平在审阅党的十四大报告稿时，又一次重申了这个思想，他指出：
要提高机械化程度，利用科学技术发展成果，一家一户是做不到的。特别是高科技成果的应用，有的要超过村的界线，甚至超过区的界线。仅靠双手劳动，仅是一家一户的耕作，不向集体化集约化经济发展，农业现代化的实现是不可能的。就是再过一百年二百年，最终还是要走这条路。
当我在21世纪的今天，在走进了许多农村、调查了许多农业问题之后读到二十多年前邓小平这些论述时，我对这位伟大改革家的敬佩源自心底，历久难散。
显然，邓小平对农村改革，始终是站在历史和现实的双重高度去关注的。他的思路从来没有停留在从前的“一大二公”上，甚至从来没有停留在已经给中国人民带来极大福祉的“包产到户”上，他对农业和农村问题的思考，远远超出了同时代的许多人。用高瞻远瞩这四个字来形容邓小平的眼光，是丝毫不为过的。
我要群众
1980年4月和5月邓小平的两次讲话以后，各省市主要领导对农村新政策既不全面点头也不统统摇头的情况顿时发生了极大的变化。局势开始朝着有利于改革的方向发展。
当年7月，已经担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胡耀邦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态度明确地表示：“中央不反对搞包产到户。”
同年7月至8月，国家农委根据邓小平、胡耀邦的意见组织实际工作者和理论工作者分赴各地农村调查，并写出了大量调查报告和理论探讨文章。这些报告和文章的观点集中起来，是建议中央应该在政策上、法律上公开承认包产到户的合理性和合法性。
（连载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