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改革开放的40年，是中国伟大前行的40年。站在40年的历史节点上，著名作家、中国作家协会全委会委员、人民日报海外版副总编辑李舫主编的《见证——中国改革开放40年40人》一书由商务印书馆出版了，书中40位代表人物是中国改革开放的重要实践者、参与者，更是重要见证者、推动者。他们的经历与奋斗，让后人得以窥见改革开放40年的每一次彷徨与前进、每一次探索和成功。本报今日起将选取书中宝贵瞬间，回顾改革开放的伟大历程，以飨读者。
　　蒋子龙
　　不是我选择了改革，是改革选择了我
　　沧州地处河北省东南部，北依京津，南接山东，东临渤海，京杭大运河贯穿其间。因与大海为邻，得名沧州，意为“沧海之州”。沧州是蒋子龙的故乡，14岁之前，蒋子龙的生活在沧州农村里度过，那里高高的土房，比两边的土地矮一大截的车道，村子外面的大水坑，以及在水坑里摸鱼洗澡的日子，都深深地烙在了他的记忆里。好多年以后写散文，提到家乡，蒋子龙仍然说：“沧州，像梦一样永远跟着我。”
　　蒋子龙走过的地方很多，其中很多地方都比沧州富饶、美丽。但是，这个普普通通的沧州却给了他巨大的触动与濡养，他把沧州当作了一生中最重要的精神根据地。虽然蒋子龙是以工业题材小说在文坛上闯出一片天地的，但是他骨子里却是一个农民，他在很多场合，都一再强调这一点。他的农民本色，是沧州给他染上的，他磊落豪直的性情，庶几与这片土地脱离不了关系。
　　当改革开始激荡生活，作家的创作之火随之点燃
　　不管愿不愿意、理不理解，文学成了蒋子龙的选择，带给他荣光，也带给他艰难。很多人都问蒋子龙，当初为什么要选择创作工业题材小说？蒋子龙感叹地回答：“人的一生总会碰上那么几次鬼使神差、歪打正着的事情。‘人’字是由两根棍子斜搭在一起构成的，也就是说，一个人的命运要由别人横插上一杠子才能完成。”
　　某种意义上说，蒋子龙的创作就被这样一种莫名的力量推动着往前走。1975年秋天，全国“工业学大庆”，掀起了一股“抓生产”的潮流。那时候，国家第一机械工业部系统学大庆会议在天津宾馆召开，蒋子龙所在的天津重型机器厂是一机部所属的大厂，蒋子龙作为厂子的代理工段长，参加了会议。就是在这个会场上，《人民文学》的老编辑部主任许以找到了蒋子龙，告诉他，毛主席亲自下令，停刊多年的《人民文学》要在1976年复刊。许以希望蒋子龙能够为复刊的《人民文学》写一篇小说。
　　《人民文学》是“国刊”，是业余作者梦寐以求发表文章的文学圣地，《人民文学》的约稿该是多大一桩喜事！但是蒋子龙并没有受宠若惊，也不敢过于兴奋，那个时候他的作品发表得并不多，心里没有底，只是谨慎地答应试一试。碰巧的是，那个时候的蒋子龙正被大会上一些先进人物的生产事迹所感染，觉得有很多话想说。于是，就在开会的宾馆里，他没日没夜地写了起来，由此有了短篇小说《机电局长的一天》的诞生。
　　《机电局长的一天》后来发表在复刊第一期的《人民文学》上。这篇小说的主人公霍大道，其原型就是蒋子龙所在的天津重型机器厂厂长冯文彬，以及蒋子龙在会议期间了解到的南京汽车厂的一位副厂长。蒋子龙运用文学的手法，把两个原型人物的人格与事迹揉搓成了雷厉风行“抓生产”的霍大道。回头来看，霍大道的“抓生产”反映了当时的人们对无休无止的政治运动的抵触情绪，同时也与20世纪70年代末期“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历史轨道实现了对接，因而成为过渡年代里的一篇颇具先声的过渡小说。
　　三年之后，1979年，蒋子龙又在《人民文学》上发表了短篇小说《乔厂长上任记》。这篇小说的影响更大，在当时产生了“轰动效应”，也使“蒋子龙”这三个字从此烙在了当代文学的史册上。《乔厂长上任记》讲述了“文革”之后，某重型电机厂生产停顿，人心混乱，老干部乔光朴主动出来收拾烂摊子，大刀阔斧地进行改革，从而扭转工厂被动局面的故事。小说塑造了改革家乔光朴的光辉形象，被认为是“改革文学”的开山之作。
　　但是谈起这篇小说，蒋子龙却说：“《乔厂长上任记》的创作过程非常简单，简单到不是我找到了乔厂长，而是乔厂长找到了我。”当时，蒋子龙只花了三天时间，就写出了这篇垂名之作。只有一种解释，就是“乔厂长”这个人物，在蒋子龙那里早已烂熟于心，他此前虽然未曾写出来，但在心里，他已经对这个人物描摹了上百遍。
　　蒋子龙的回忆印证了我的猜想。大概在1977年后，他在重机厂的锻压车间任主任，那时候的蒋子龙，攒足了力气想好好干事。（连载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