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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船
毛泽东答：“读过两遍。”
“考茨基的《马克思的经济学说》读过没有？”
“已经借得，尚未就读。”
“要读。还有，日本人河上肇写的《马克思唯物观》，亦可一读。再有，这一套《共产党宣言》全译本的校样稿，你可以带回去，先睹为快。”
“谢陈先生。”
陈独秀不顾脚痛，还是站了起来，走了几步，他的激情来了：“润之，我已经抱定一个信念，四万万中国同胞要站起来，所倚仗者，必马克思主义无疑！我们中国的脚，像我一样，已经扭伤了，在世界上已经站不直了，不赶快倚仗一种坚实可靠的主义，很难走路。你记住我陈独秀的话，中国唯有倚仗马克思主义，才能真正迎来德先生，迎来赛先生，才能使四万万中国人迎来永久之光明！”
毛泽东凝神看着陈独秀，胸中似有闸门渐渐升启之感。
十六年之后，毛泽东在延安与美国记者斯诺的谈话中，还回忆起了1920年在上海的这次不平凡的会见。对于毛泽东而言，这次会见确实颇具震撼力。毛泽东说：陈独秀谈他自己信仰的那些话，在我一生中可能是关键性的这个时期，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毛泽东还说：到了1920年夏天，在理论上，而且在某种程度的行动上，我已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而且从此我也自认为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
当晚，毛泽东便在上海的下榻之处，细细读了《共产党宣言》的全文。第二天，太阳照着这间哈同路民厚南里二十九号的时候，毛泽东还没有睡意。他看见大门前“湖南改造促成学会”的油漆木牌被东升的太阳照得熠熠发亮。他想，湖南也可能要亮起来了。这种亮可能会很快，这种亮跟张敬尧在不在湖南，可能并没有关系，而且跟湖南是否一省先行建国的设想，可能也没有关系。
可能这是一种解决问题的根本之道。
就在他这么细细琢磨着的一个月之后，张敬尧终于被逐出了湖南。张敬尧并不是被民众的抗议声所驱逐，而是在直皖军阀之间的混战中败走麦城的。身居上海的毛泽东在获知这一消息时，却显得格外沉着。他已经不再相信湖南只走一个张敬尧便会出现新气象，而是深信唯有动员民众参与革命，工农坐了天下，湖南才能真正亮起来。他想，一定是这样的。
毛泽东买好去长沙的船票之前，又专程去了一趟老渔阳里。不巧的是，主人又不在家，这一回，依旧是女主人高君曼给客人沏上一杯茶。
之前，毛泽东在弯起手指敲门的时候，门外还有个身材修长的蓝旗袍女人，悄悄地闪在了一边。毛泽东当时并没有注意到这个女人，他进屋之后，只注意到沏茶的女主人神色有些憔悴。
“我是来辞行的。”毛泽东对高君曼说，“请师母转告陈先生，湖南之事，务请他放心。我回湖南之后，第一，马上就创办一个文化书社。湖南人现在脑子饥荒实过于肚子饥荒，青年人尤其嗷嗷待哺，我的书社愿以最迅速的办法，把救国之主义介绍给他们。师母，你在听我说吗？”
他发现女主人的眼睛老是瞄着窗外。
“我听着，毛先生。”
“第二，我打算组织一个湖南俄罗斯研究会，以研究俄罗斯一切事情为宗旨，再发行一份《俄罗斯丛刊》。师母，我觉得，俄式革命的研究，对中国而言，实在太重要了！”
“哦，哦。”高君曼心不在焉。
“第三，我要派湖南青年去俄罗斯实地考察，不要一提勤工俭学，就是法兰西，我于今特别推崇俄罗斯。师母，是不是门外有客人？”
“别去理她。”
“是谁呀？好像有什么事，我去开门。”毛泽东站起来去开门。高君曼想拦，没来得及。
开了门，他便见着了那位身材修长的蓝旗袍女人。“请问你找谁？”毛泽东问。
施芝英说：“有样东西，要带给陈先生。”
她文静地举起一瓶药膏。
“药？”毛泽东说，“你送进去就是了。”
“她不收。”施芝英说。
“那我送吧。是陈先生用的？”
“是的，”施芝英转身走了，“谢谢先生。”
毛泽东回进门，将药瓶置于桌上。“有人送来药，说是给陈先生用的。师母，我先走了，务请你转告陈先生，请他注意听我们湘江之涛声。”
高君曼不言不语，伸出手，一抹，便将桌上的药瓶子抹下桌面，打落在地。
“砰！”碎片四溅，直叫毛泽东吓一跳。
高君曼双泪流出，歇斯底里起来：“陈先生是你们的一个好兄长、一个好先生，可是他实在做不成一个好丈夫！”
毛泽东离开老渔阳里的时候，心间阳光又减了几分。他觉得这位师母的做法有些过，以陈先生思想界播火者的身份，烧着一些男女，结交一些男女，原是寻常之事，摔罐子摔瓶子之举，过了，何况还是药。再说，你高君曼也是新潮女子，观念并不囿于大成殿，当年跟随亲姐夫双双远走高飞，不也是惊世骇俗之举？毛泽东在十六铺码头登轮之时，江风一吹，额头凉了，他便又开始从另外一条思路来思考这户人家。他想，陈先生作为思想领袖，若能立身谨严，自洁自强，那就更叫人高山仰止了。陈先生是不该叫自己的夫人这么难过的。湖南新民学会会员一律立誓不赌不酗不嫖，陈先生若能入这样的会，那就太好了。
但是，这是不可能的，轮船鸣笛的时候，他又这么想。一人一个活法，亦何必指点人家？再后来，除了湖南的事，他就什么都不去想了。
（连载完）
“考茨基的《马克思的经济学说》读过没有？”
“已经借得，尚未就读。”
“要读。还有，日本人河上肇写的《马克思唯物观》，亦可一读。再有，这一套《共产党宣言》全译本的校样稿，你可以带回去，先睹为快。”
“谢陈先生。”
陈独秀不顾脚痛，还是站了起来，走了几步，他的激情来了：“润之，我已经抱定一个信念，四万万中国同胞要站起来，所倚仗者，必马克思主义无疑！我们中国的脚，像我一样，已经扭伤了，在世界上已经站不直了，不赶快倚仗一种坚实可靠的主义，很难走路。你记住我陈独秀的话，中国唯有倚仗马克思主义，才能真正迎来德先生，迎来赛先生，才能使四万万中国人迎来永久之光明！”
毛泽东凝神看着陈独秀，胸中似有闸门渐渐升启之感。
十六年之后，毛泽东在延安与美国记者斯诺的谈话中，还回忆起了1920年在上海的这次不平凡的会见。对于毛泽东而言，这次会见确实颇具震撼力。毛泽东说：陈独秀谈他自己信仰的那些话，在我一生中可能是关键性的这个时期，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毛泽东还说：到了1920年夏天，在理论上，而且在某种程度的行动上，我已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而且从此我也自认为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
当晚，毛泽东便在上海的下榻之处，细细读了《共产党宣言》的全文。第二天，太阳照着这间哈同路民厚南里二十九号的时候，毛泽东还没有睡意。他看见大门前“湖南改造促成学会”的油漆木牌被东升的太阳照得熠熠发亮。他想，湖南也可能要亮起来了。这种亮可能会很快，这种亮跟张敬尧在不在湖南，可能并没有关系，而且跟湖南是否一省先行建国的设想，可能也没有关系。
可能这是一种解决问题的根本之道。
就在他这么细细琢磨着的一个月之后，张敬尧终于被逐出了湖南。张敬尧并不是被民众的抗议声所驱逐，而是在直皖军阀之间的混战中败走麦城的。身居上海的毛泽东在获知这一消息时，却显得格外沉着。他已经不再相信湖南只走一个张敬尧便会出现新气象，而是深信唯有动员民众参与革命，工农坐了天下，湖南才能真正亮起来。他想，一定是这样的。
毛泽东买好去长沙的船票之前，又专程去了一趟老渔阳里。不巧的是，主人又不在家，这一回，依旧是女主人高君曼给客人沏上一杯茶。
之前，毛泽东在弯起手指敲门的时候，门外还有个身材修长的蓝旗袍女人，悄悄地闪在了一边。毛泽东当时并没有注意到这个女人，他进屋之后，只注意到沏茶的女主人神色有些憔悴。
“我是来辞行的。”毛泽东对高君曼说，“请师母转告陈先生，湖南之事，务请他放心。我回湖南之后，第一，马上就创办一个文化书社。湖南人现在脑子饥荒实过于肚子饥荒，青年人尤其嗷嗷待哺，我的书社愿以最迅速的办法，把救国之主义介绍给他们。师母，你在听我说吗？”
他发现女主人的眼睛老是瞄着窗外。
“我听着，毛先生。”
“第二，我打算组织一个湖南俄罗斯研究会，以研究俄罗斯一切事情为宗旨，再发行一份《俄罗斯丛刊》。师母，我觉得，俄式革命的研究，对中国而言，实在太重要了！”
“哦，哦。”高君曼心不在焉。
“第三，我要派湖南青年去俄罗斯实地考察，不要一提勤工俭学，就是法兰西，我于今特别推崇俄罗斯。师母，是不是门外有客人？”
“别去理她。”
“是谁呀？好像有什么事，我去开门。”毛泽东站起来去开门。高君曼想拦，没来得及。
开了门，他便见着了那位身材修长的蓝旗袍女人。“请问你找谁？”毛泽东问。
施芝英说：“有样东西，要带给陈先生。”
她文静地举起一瓶药膏。
“药？”毛泽东说，“你送进去就是了。”
“她不收。”施芝英说。
“那我送吧。是陈先生用的？”
“是的，”施芝英转身走了，“谢谢先生。”
毛泽东回进门，将药瓶置于桌上。“有人送来药，说是给陈先生用的。师母，我先走了，务请你转告陈先生，请他注意听我们湘江之涛声。”
高君曼不言不语，伸出手，一抹，便将桌上的药瓶子抹下桌面，打落在地。
“砰！”碎片四溅，直叫毛泽东吓一跳。
高君曼双泪流出，歇斯底里起来：“陈先生是你们的一个好兄长、一个好先生，可是他实在做不成一个好丈夫！”
毛泽东离开老渔阳里的时候，心间阳光又减了几分。他觉得这位师母的做法有些过，以陈先生思想界播火者的身份，烧着一些男女，结交一些男女，原是寻常之事，摔罐子摔瓶子之举，过了，何况还是药。再说，你高君曼也是新潮女子，观念并不囿于大成殿，当年跟随亲姐夫双双远走高飞，不也是惊世骇俗之举？毛泽东在十六铺码头登轮之时，江风一吹，额头凉了，他便又开始从另外一条思路来思考这户人家。他想，陈先生作为思想领袖，若能立身谨严，自洁自强，那就更叫人高山仰止了。陈先生是不该叫自己的夫人这么难过的。湖南新民学会会员一律立誓不赌不酗不嫖，陈先生若能入这样的会，那就太好了。
但是，这是不可能的，轮船鸣笛的时候，他又这么想。一人一个活法，亦何必指点人家？再后来，除了湖南的事，他就什么都不去想了。
（连载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