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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说后来工作组回到县里，将调查情况汇报给县委主要领导。工作组为什么会改变态度？
孟士明告诉我，最主要的原因是，他们经过调查，发现包产到户这一年打下的粮食远比上一年多得多！
那天，陪同我一起去孟家坪村调研的还有榆林市委副秘书长、政策研究室主任兼农工办主任马维骥。马维骥问孟士明：是不是各家各户的粮食全都增产了？
回答：全都增产了。
换成今天的说法，粮食增产了几倍？
有的一倍两倍，有的十倍都多！
我和马维骥都不明白这是什么意思。
孟士明说：粮食是各种各样的。比如绿豆，大集体时我一个人只能分一合，就是4两；现在我一打就是一石。一石是400斤。400斤和4两，你说增产了多少倍！
孟士明说，这一年光谷子一项，户户都打了十五六石。折算下来，家家都打下了四五千斤谷子！
不仅如此，从前整个生产队一共才有4头毛驴。而就从这一年开始，孟家坪的毛驴很快猛增到16头！平均每户都有1头！
不管有多少人不理解，也不管有多少人极力反对，包产到户的好处已经实实在在地被农民尝到了。而更重要的是，1978年正处在一个破冰的时代，在那个时代，好与坏、美与丑、正确与错误正在激烈交锋，并且呈现出正气越来越占据主导地位的趋势。1979年，孟家坪所在的朱兴庄生产大队的7个生产队中，竟有6个迅速分了田！
1979年8月的一天，孟士明正在坡上修梯田，有人急匆匆地跑来告诉他，说又来了个人，骑了辆自行车，还背着个照相机，在沟里转来转去的，从模样上判断，恐怕是个有来头的。
孟士明急忙赶去。他问来人是哪儿的，回答是新华社的。又问来人叫什么名字，回答叫冯东书——多少年后，冯东书和新华社其他几位记者共同写了一本书，就是那本有名的《1978：告别饥饿》。
孟士明至今清清楚楚地记得，那一回冯东书整整在村里住了三天；又让他带路，把孟家坪周边的33座山头轮流走到，挨个看完。这三天中，冯东书遍访大人娃娃，问眼下这种生产办法好不好，获得的回答千篇一律：好！可好了！太好了！
孟士明领着冯东书转到坡上时，残破的龙王庙里正烧着香火。冯东书问这是怎么回事，回答是农民在求水。冯东书问求水灵不灵，孟士明回答不出。冯东书又改问他信不信龙王，这一回孟士明回答得很干脆：信！
冯东书愣了愣神儿，随后叹了口气，说：说来说去，还是科技不发达。真要是科技发达得人要天下雨天就下雨，那老百姓就不会再信龙王了。
冯东书临走时，意味深长地握着孟士明的手说：小孟，你不要怕，更不要担心，你们这样干很可能会是一个方向！将来国家农业究竟怎么走，你这儿说不定会是一个分水岭！
冯东书的话很快应验了。
冯东书返回后，很快将孟家坪生产队实行专业化分工协作，落实责任承包制的情况写了出来，不久又在报送的《内部参考》上登出。
再下来，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赵紫阳看到了新华社第50期的《内部参考》，当即给中央书记处相关领导写信，推荐孟家坪的这种做法。
再下来，孟家坪村的名字不仅出现在《人民日报》和多家媒体上，而且出现在中央书记处议事论事的会桌上。而更重要的是，孟家坪的做法一时风靡全国，受到广大农民的热情肯定和热烈追捧！
在希望的田野上
当我了解到孟家坪实行责任制的全过程时，我发现它的产生、它的经历和安徽的小岗村几乎一模一样。
首先，孟家坪和小岗村都很小。孟家坪共有16户人家64口人，小岗村原本比孟家坪要大一些，近百人。但是上世纪60年代初那场饥荒，让小岗村饿死了60人，绝了6户，结果全村只剩下10户39人。
在这一点上，陕北地广人稀的特点帮了孟家坪的忙。他们比小岗村人幸运——没有饿死的。
其次，小岗村从1966年到1978年，人均口粮只有200多斤，人均年收入不足20元，每到冬春季节，全村家家户户外出乞讨，无一例外。就这样，还整天被学大寨工作组批评。
这一点和孟家坪如出一辙。
其实，相似之处还多着呢！无论孟家坪还是小岗村，他们搞起的生产责任制尽管形式有着微妙的不同，但总体却是一样的。他们基本上都小心翼翼地经历了三段式，这就是包产到组、包产到户、包干到户。
如果按照以前的观点，从包产到组到包产到户，再到包干到户，中国农民是一步比一步更远地离开了“社会主义”道路。但是换上另一种观点，则是中国一步比一步更深入也更彻底地把权力下放给了农民，让农民真正成为土地的主人！
几乎可称绝妙的是，最初小岗村采取的是包产到组。由于包产到组的责权利仍然不够明晰，因此很快从两个组细化成4个组，又进一步细化成8个组，几乎已经是兄弟组和父子组了，却依然吵吵闹闹矛盾不断。严酷的现实使得小岗村人不得不下最后的决心，继续朝后退，一退到底，退到各家各户。
这和孟家坪完全一样！
而更相似之处在于，无论孟家坪还是小岗村，以及许许多多不知名的、正秘密进行着包产到户试验的村落，都是在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的前后开始了这样一个举动的！
（连载19）
孟士明告诉我，最主要的原因是，他们经过调查，发现包产到户这一年打下的粮食远比上一年多得多！
那天，陪同我一起去孟家坪村调研的还有榆林市委副秘书长、政策研究室主任兼农工办主任马维骥。马维骥问孟士明：是不是各家各户的粮食全都增产了？
回答：全都增产了。
换成今天的说法，粮食增产了几倍？
有的一倍两倍，有的十倍都多！
我和马维骥都不明白这是什么意思。
孟士明说：粮食是各种各样的。比如绿豆，大集体时我一个人只能分一合，就是4两；现在我一打就是一石。一石是400斤。400斤和4两，你说增产了多少倍！
孟士明说，这一年光谷子一项，户户都打了十五六石。折算下来，家家都打下了四五千斤谷子！
不仅如此，从前整个生产队一共才有4头毛驴。而就从这一年开始，孟家坪的毛驴很快猛增到16头！平均每户都有1头！
不管有多少人不理解，也不管有多少人极力反对，包产到户的好处已经实实在在地被农民尝到了。而更重要的是，1978年正处在一个破冰的时代，在那个时代，好与坏、美与丑、正确与错误正在激烈交锋，并且呈现出正气越来越占据主导地位的趋势。1979年，孟家坪所在的朱兴庄生产大队的7个生产队中，竟有6个迅速分了田！
1979年8月的一天，孟士明正在坡上修梯田，有人急匆匆地跑来告诉他，说又来了个人，骑了辆自行车，还背着个照相机，在沟里转来转去的，从模样上判断，恐怕是个有来头的。
孟士明急忙赶去。他问来人是哪儿的，回答是新华社的。又问来人叫什么名字，回答叫冯东书——多少年后，冯东书和新华社其他几位记者共同写了一本书，就是那本有名的《1978：告别饥饿》。
孟士明至今清清楚楚地记得，那一回冯东书整整在村里住了三天；又让他带路，把孟家坪周边的33座山头轮流走到，挨个看完。这三天中，冯东书遍访大人娃娃，问眼下这种生产办法好不好，获得的回答千篇一律：好！可好了！太好了！
孟士明领着冯东书转到坡上时，残破的龙王庙里正烧着香火。冯东书问这是怎么回事，回答是农民在求水。冯东书问求水灵不灵，孟士明回答不出。冯东书又改问他信不信龙王，这一回孟士明回答得很干脆：信！
冯东书愣了愣神儿，随后叹了口气，说：说来说去，还是科技不发达。真要是科技发达得人要天下雨天就下雨，那老百姓就不会再信龙王了。
冯东书临走时，意味深长地握着孟士明的手说：小孟，你不要怕，更不要担心，你们这样干很可能会是一个方向！将来国家农业究竟怎么走，你这儿说不定会是一个分水岭！
冯东书的话很快应验了。
冯东书返回后，很快将孟家坪生产队实行专业化分工协作，落实责任承包制的情况写了出来，不久又在报送的《内部参考》上登出。
再下来，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赵紫阳看到了新华社第50期的《内部参考》，当即给中央书记处相关领导写信，推荐孟家坪的这种做法。
再下来，孟家坪村的名字不仅出现在《人民日报》和多家媒体上，而且出现在中央书记处议事论事的会桌上。而更重要的是，孟家坪的做法一时风靡全国，受到广大农民的热情肯定和热烈追捧！
在希望的田野上
当我了解到孟家坪实行责任制的全过程时，我发现它的产生、它的经历和安徽的小岗村几乎一模一样。
首先，孟家坪和小岗村都很小。孟家坪共有16户人家64口人，小岗村原本比孟家坪要大一些，近百人。但是上世纪60年代初那场饥荒，让小岗村饿死了60人，绝了6户，结果全村只剩下10户39人。
在这一点上，陕北地广人稀的特点帮了孟家坪的忙。他们比小岗村人幸运——没有饿死的。
其次，小岗村从1966年到1978年，人均口粮只有200多斤，人均年收入不足20元，每到冬春季节，全村家家户户外出乞讨，无一例外。就这样，还整天被学大寨工作组批评。
这一点和孟家坪如出一辙。
其实，相似之处还多着呢！无论孟家坪还是小岗村，他们搞起的生产责任制尽管形式有着微妙的不同，但总体却是一样的。他们基本上都小心翼翼地经历了三段式，这就是包产到组、包产到户、包干到户。
如果按照以前的观点，从包产到组到包产到户，再到包干到户，中国农民是一步比一步更远地离开了“社会主义”道路。但是换上另一种观点，则是中国一步比一步更深入也更彻底地把权力下放给了农民，让农民真正成为土地的主人！
几乎可称绝妙的是，最初小岗村采取的是包产到组。由于包产到组的责权利仍然不够明晰，因此很快从两个组细化成4个组，又进一步细化成8个组，几乎已经是兄弟组和父子组了，却依然吵吵闹闹矛盾不断。严酷的现实使得小岗村人不得不下最后的决心，继续朝后退，一退到底，退到各家各户。
这和孟家坪完全一样！
而更相似之处在于，无论孟家坪还是小岗村，以及许许多多不知名的、正秘密进行着包产到户试验的村落，都是在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的前后开始了这样一个举动的！
（连载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