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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船
“李同志，我告诉你，魏金斯基同志说：比起他们攻打冬宫那几天吃的东西，这儿就算是天堂盛宴了！”
“我发现魏金斯基先生很实际。”李大钊笑着说。
杨明斋小声说：“魏金斯基同志接着要谈的话题将更实际。”
靠窗的座位上，一行人坐了下来。店里没别的客人，环境安然，唯听掌柜的刀在砧板上的那种鼓点般的敲击声。
通过杨明斋的翻译，魏金斯基诚恳地对李大钊表达了以下意思，温文尔雅与直言不讳的风格同时体现在这位年轻的俄罗斯人身上。“共产国际和列宁同志都对中国共产主义者的斗争表示了极大的钦佩和寄予了极大的希望。中国应当有一个像俄国共产党那样的组织。我们渴望能早日见到共产国际的东方支部。”
李大钊完全明了对方的意思。说实话，李大钊也早就期待着这一次的对谈了。“我可以告诉魏金斯基先生，在中国，党的组建工作，实际上已经在酝酿过程中。党的名称还没有商定。我建议魏金斯基先生尽早与陈独秀先生见面。”他这样说。
魏金斯基不明白李大钊所荐之人。“陈独秀？”他问。
杨明斋说：“我们不清楚陈独秀。伯格曼同志，还有北大的俄籍教授柏烈伟，都只介绍过你李大钊同志。”
“不，我跟陈独秀先生还是不一样。陈独秀先生是中国最有号召力的刊物《新青年》的创办人和主编。”
“我听说过《新青年》。”魏金斯基说。
“我三年之前回到祖国的时候，就向《新青年》投了一篇文章，叫作《青春》。陈独秀先生就是通过《青春》认识的我。”
“啊，明白了，你说的陈，就像是一只善于孵蛋的母鸡！”俄罗斯人说。
“中国已经有成千上万的年轻人破壳而出了！”
“我明白了。”魏金斯基很满意自己的比喻以及这位李同志对这一比喻的自然引申。他觉得这位面相敦厚的中国同志非常聪慧，同时也一下子明白了他所说的“陈独秀”这三个字的含义。他到中国来，为的就是见这样的领袖人物。世上再强大的主义也不过是车轴，而领袖人物则是轮子，他们才接触路面。
“来啦！”掌柜用京剧唱腔喊。
面条端上来，碗碗冒着热气。客人们饶有兴趣地用筷子卷着长长的面条。
杨明斋吃了几筷，悄声问李大钊：“真有必要与陈独秀商谈？”
“杨先生，对你，我想谈一点我的感想。”
“请讲。”
“你很会走路。我知道你十九岁那年就从山东老家闯关东，一闯就闯到海参崴。你这叫万里投荒，一身是胆。这一回，你又走了万里路，带俄国朋友一路从海参崴来到北京。我请求你马上再走个万里路，从北京赶到上海去。我知道你特别有胆量走路。陈独秀先生会在上海欢迎你，你们的想法与陈独秀先生的想法将很快成为同一个想法。”
“北京到上海，我想，一万里路，大约是没有的。”
“不，”魏金斯基停止了对面条的笨拙的转动，“我同意马上就去上海。我们既然来中国，就有走长路的准备。中国造座城墙，就有一万里。你看，李同志，连你们中国的面条都有一万里长！”
魏金斯基尽管把手举得很高，但他筷子上挂下来的面条还是顽固地与油晃晃的大碗粘连在一起。
李大钊哈哈大笑，他后来对吴廷康，也就是现在这位魏金斯基说，你们俄罗斯人打比喻与中国人打比喻一样频繁，也一样传神。那是他与魏金斯基已经很熟的时候说的话。魏金斯基几次去了李大钊装饰优雅的图书馆接待室，见了他的诸如邓中夏、张国焘、罗章龙、刘仁静之类的好学生，也散发了《国际》刊物以及英文版《震撼世界的十天》等书籍。他们无话不谈。而当后来李大钊知道了魏金斯基曾是学统计学的，于是他更加直截了当地对魏金斯基说，你要把十月革命之后苏联工农业生产的这些增长数字，统统搬到上海去说，陈独秀将会更懂这些数字的含义，他会把这些数字制成节拍供自己跳舞。他是中国最为优秀的思想“舞蹈家”。
一个月之后，杨明斋便带着魏金斯基走入永定门火车站，坐上了南下上海的列车。
5月，天气大幅复暖。午后的车厢暖融融的，夹着些许臭味。
一名铁路警察见有洋人上车，便立即狐假虎威地喝令男女同胞让出座位来。“起来起来！不准坐！”警察以木棍指准一个老头，“没见着人家洋大人上车？”
“老总，”老头嘟嘟哝哝地说，“他是人，咱不也是人……”
“少给我废话！”警察劈胸揪起老头，又对已经靠窗而坐的高君曼恶狠狠地说，“你也起来，长耳朵没有？”
高君曼说：“先生，我带着孩子……”
“你也废话？”警察瞪眼。
“老总，你看我有那么多箱子包裹……”
“耳朵聋了，是不是？”
魏金斯基看不下去，手指高君曼，说了几句话，杨明斋立即翻译给那个警察听：“洋大人说了，别赶这位女士，大家挤一挤，可以一起坐。挤挤暖和嘛，这是讲究世界大同嘛。”
（连载52）
“我发现魏金斯基先生很实际。”李大钊笑着说。
杨明斋小声说：“魏金斯基同志接着要谈的话题将更实际。”
靠窗的座位上，一行人坐了下来。店里没别的客人，环境安然，唯听掌柜的刀在砧板上的那种鼓点般的敲击声。
通过杨明斋的翻译，魏金斯基诚恳地对李大钊表达了以下意思，温文尔雅与直言不讳的风格同时体现在这位年轻的俄罗斯人身上。“共产国际和列宁同志都对中国共产主义者的斗争表示了极大的钦佩和寄予了极大的希望。中国应当有一个像俄国共产党那样的组织。我们渴望能早日见到共产国际的东方支部。”
李大钊完全明了对方的意思。说实话，李大钊也早就期待着这一次的对谈了。“我可以告诉魏金斯基先生，在中国，党的组建工作，实际上已经在酝酿过程中。党的名称还没有商定。我建议魏金斯基先生尽早与陈独秀先生见面。”他这样说。
魏金斯基不明白李大钊所荐之人。“陈独秀？”他问。
杨明斋说：“我们不清楚陈独秀。伯格曼同志，还有北大的俄籍教授柏烈伟，都只介绍过你李大钊同志。”
“不，我跟陈独秀先生还是不一样。陈独秀先生是中国最有号召力的刊物《新青年》的创办人和主编。”
“我听说过《新青年》。”魏金斯基说。
“我三年之前回到祖国的时候，就向《新青年》投了一篇文章，叫作《青春》。陈独秀先生就是通过《青春》认识的我。”
“啊，明白了，你说的陈，就像是一只善于孵蛋的母鸡！”俄罗斯人说。
“中国已经有成千上万的年轻人破壳而出了！”
“我明白了。”魏金斯基很满意自己的比喻以及这位李同志对这一比喻的自然引申。他觉得这位面相敦厚的中国同志非常聪慧，同时也一下子明白了他所说的“陈独秀”这三个字的含义。他到中国来，为的就是见这样的领袖人物。世上再强大的主义也不过是车轴，而领袖人物则是轮子，他们才接触路面。
“来啦！”掌柜用京剧唱腔喊。
面条端上来，碗碗冒着热气。客人们饶有兴趣地用筷子卷着长长的面条。
杨明斋吃了几筷，悄声问李大钊：“真有必要与陈独秀商谈？”
“杨先生，对你，我想谈一点我的感想。”
“请讲。”
“你很会走路。我知道你十九岁那年就从山东老家闯关东，一闯就闯到海参崴。你这叫万里投荒，一身是胆。这一回，你又走了万里路，带俄国朋友一路从海参崴来到北京。我请求你马上再走个万里路，从北京赶到上海去。我知道你特别有胆量走路。陈独秀先生会在上海欢迎你，你们的想法与陈独秀先生的想法将很快成为同一个想法。”
“北京到上海，我想，一万里路，大约是没有的。”
“不，”魏金斯基停止了对面条的笨拙的转动，“我同意马上就去上海。我们既然来中国，就有走长路的准备。中国造座城墙，就有一万里。你看，李同志，连你们中国的面条都有一万里长！”
魏金斯基尽管把手举得很高，但他筷子上挂下来的面条还是顽固地与油晃晃的大碗粘连在一起。
李大钊哈哈大笑，他后来对吴廷康，也就是现在这位魏金斯基说，你们俄罗斯人打比喻与中国人打比喻一样频繁，也一样传神。那是他与魏金斯基已经很熟的时候说的话。魏金斯基几次去了李大钊装饰优雅的图书馆接待室，见了他的诸如邓中夏、张国焘、罗章龙、刘仁静之类的好学生，也散发了《国际》刊物以及英文版《震撼世界的十天》等书籍。他们无话不谈。而当后来李大钊知道了魏金斯基曾是学统计学的，于是他更加直截了当地对魏金斯基说，你要把十月革命之后苏联工农业生产的这些增长数字，统统搬到上海去说，陈独秀将会更懂这些数字的含义，他会把这些数字制成节拍供自己跳舞。他是中国最为优秀的思想“舞蹈家”。
一个月之后，杨明斋便带着魏金斯基走入永定门火车站，坐上了南下上海的列车。
5月，天气大幅复暖。午后的车厢暖融融的，夹着些许臭味。
一名铁路警察见有洋人上车，便立即狐假虎威地喝令男女同胞让出座位来。“起来起来！不准坐！”警察以木棍指准一个老头，“没见着人家洋大人上车？”
“老总，”老头嘟嘟哝哝地说，“他是人，咱不也是人……”
“少给我废话！”警察劈胸揪起老头，又对已经靠窗而坐的高君曼恶狠狠地说，“你也起来，长耳朵没有？”
高君曼说：“先生，我带着孩子……”
“你也废话？”警察瞪眼。
“老总，你看我有那么多箱子包裹……”
“耳朵聋了，是不是？”
魏金斯基看不下去，手指高君曼，说了几句话，杨明斋立即翻译给那个警察听：“洋大人说了，别赶这位女士，大家挤一挤，可以一起坐。挤挤暖和嘛，这是讲究世界大同嘛。”
（连载5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