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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斑原来是全社最落后的村子，但分社后最积极，有的人天不明就在地里等着做活儿呢，几天之内就把过去耽误的活儿做完了。而有些尚未分社的村子，却依然落后如故……
为今之计，出路何在？大多数农民都认为把社划小，每村一个，是解决当前矛盾最有效的办法。这样，不管在劳动质量上、组织上还是粮食分配上，等等方面，问题会大大减少，发生了问题也好解决得多。
六十多年后的今天再看陈冏台的这一段话，禁不住让人感慨万千。
在《农村见闻录》中，陈冏台还写到农村干部的选举。选举时，政府早已经定好了人选，但还是要让农民来过一遍程序。农民对此意见很大。
有一次选举完后，周大坐在十字路口气呼呼地说：“我说不来，不来，人家选谁咱没意见，还是硬把我叫来，结果你们事先都商量好了，还叫我咧！”
其他人笑着说：“算咧算咧！快回去睡觉，把你气上臌胀病了还没钱请医生呢。”
陈冏台问农民：政府提出的人，是否都是大家所拥护的、能为大家办事的人？
他们说：“有些是，有些不是。就社主任陈益茂来说，过去抽烟、赌钱，把一份家产踢光了，人都叫他二流子，但因为成分好，又能说会道，爱和干部接近，表现假积极，便入了党。政府在选举时，净提的是党员，因此谁能不选人家呢！”需要说明的是，这个叫陈益茂的社主任，土改的时候原本是个没落地主。之所以没落，是因为他抽大烟和赌博，把好好的一个家败了。
土改是根据土改前三年家庭经济状况来定成分的。陈益茂的败家恰好在土改前三年，于是原本应当是没落地主的他摇身一变，成了苦大仇深的贫雇农。
接下来，他被内定为社主任的人选了。
陈益茂之所以能够受到重用，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首先，他出身好，是党在农村中的依靠对象。其次，他能说会道。尽管他有许多恶习，但在党风清正的情况下，他必须收敛自己的行为，这就使得各级工作人员并不能确切地了解到他的过去。何况陈益茂靠拢党组织确实很主动、很自觉，这就使得他平步青云，从一个人人不屑的二流子，一下子成为党在农村基层组织中的带头人。他先是当上了村支书，掌握了全村的最高权力；后来又担任了高级社的社长，权力更大，地位也更高了。
在困难的日子里
让人无限感慨的是，自新中国成立后实行农业合作化，直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的二十多年中，随着农村极左政策的强力推行，中国的农业越来越不景气，农村越来越萧条，农民越来越贫穷。
至今，只要你深入农村去和一些上了年纪的农民敞开心扉细谈，那些已经逝去的岁月风烟仍然会不时地在你眼前飘动。
我曾经问过不少人，三年困难时期究竟是指哪三年？
回答很不一致。有的说，从1957年开始，粮食就非常紧张，因此三年困难时期可以从1957年算起；但更多的人说，最困难的是1959年到1961年的这三年；还有些人说，最困难的是1960年到1962年这三年。
但不管具体是哪三年，一个大家都共同认可的事实是，从1957年以后，粮食和其他物品的供应就越来越紧张了。
对这种紧张，我深有体会。
1961年，我正在宝鸡市上马营铁路小学读三年级。那时候学校只上半天课，剩下半天时间都回家去。春秋天去挖野菜，冬天去农民地里挖剩下的白菜根。再就是想尽一切办法，在所有允许你开垦的土地上种植各种农作物，以作国家供应粮食不足之补充。
在那段难熬的岁月里，我这个铁路职工的孩子不仅开过荒，种过玉米，种过红薯，而且在自己家中养过鸡，养过兔子，甚至养过猪和羊。我挖过也吃过各种野菜，吃过槐花，吃过灰灰菜，吃过六合面——那是一种我只知道名字，却至今也搞不懂的食物。只记得吃进肚后拉不出大便，以致大人们只好想尽办法用手去抠。
有些东西把人吃得一见到就反胃，如今红薯和南瓜都成了健康食品，但在当时，不少人只能整天吃红薯和南瓜来充饥与救命。以南瓜为例，我们家在黑市上买来了两架子车南瓜，天天吃，顿顿吃，偶尔做一顿面条和米饭，里面也必定掺杂着南瓜。就这样一直吃完，然后再去买南瓜接着吃。究竟吃了有多长时间，我不记得。总之，吃得我只要见到南瓜就反胃。
再说红薯。当时粮店里面粉和玉米面粉不足，就用红薯来顶替。具体是5斤红薯顶1斤面粉。其实这并不可怕。毕竟顶替是有限的。可怕在于我家为了度过饥荒，在上马营铁路医院后墙边开垦了一片荒地，种的全是红薯。那一年红薯产量不错，秋天，红薯被一筐一筐地抬回家。谁料想红薯极易腐烂，而且一出现腐烂，马上就迅速传染蔓延，结果我们家天天抢吃红薯，吃得人只要一看见红薯就害怕。改革开放后，粮食选择的余地大得多了。结果有整整20年时间，我从来不吃一口红薯和南瓜。只是近年来才渐渐改变了对这两种食物的恐惧。
那时候逃荒要饭的特别多。而且最多的是两个省份的人，一个是甘肃省，另一个是河南省。比这两个省少一些的就数安徽省，以致我小小年纪，就已经知道如何辨别这几个省的不同语言。
2007年，我由于采访自强自立的优秀妇女典型刘忠群，在陕西安康市旬阳县棕溪镇王院村住了将近10天。这是秦巴大山深处的一个村落。离开王院村赶到旬阳县城，见到了旬阳县中医院院长刘化明。刘化明是刘忠群的初中同学。
（连载9）
为今之计，出路何在？大多数农民都认为把社划小，每村一个，是解决当前矛盾最有效的办法。这样，不管在劳动质量上、组织上还是粮食分配上，等等方面，问题会大大减少，发生了问题也好解决得多。
六十多年后的今天再看陈冏台的这一段话，禁不住让人感慨万千。
在《农村见闻录》中，陈冏台还写到农村干部的选举。选举时，政府早已经定好了人选，但还是要让农民来过一遍程序。农民对此意见很大。
有一次选举完后，周大坐在十字路口气呼呼地说：“我说不来，不来，人家选谁咱没意见，还是硬把我叫来，结果你们事先都商量好了，还叫我咧！”
其他人笑着说：“算咧算咧！快回去睡觉，把你气上臌胀病了还没钱请医生呢。”
陈冏台问农民：政府提出的人，是否都是大家所拥护的、能为大家办事的人？
他们说：“有些是，有些不是。就社主任陈益茂来说，过去抽烟、赌钱，把一份家产踢光了，人都叫他二流子，但因为成分好，又能说会道，爱和干部接近，表现假积极，便入了党。政府在选举时，净提的是党员，因此谁能不选人家呢！”需要说明的是，这个叫陈益茂的社主任，土改的时候原本是个没落地主。之所以没落，是因为他抽大烟和赌博，把好好的一个家败了。
土改是根据土改前三年家庭经济状况来定成分的。陈益茂的败家恰好在土改前三年，于是原本应当是没落地主的他摇身一变，成了苦大仇深的贫雇农。
接下来，他被内定为社主任的人选了。
陈益茂之所以能够受到重用，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首先，他出身好，是党在农村中的依靠对象。其次，他能说会道。尽管他有许多恶习，但在党风清正的情况下，他必须收敛自己的行为，这就使得各级工作人员并不能确切地了解到他的过去。何况陈益茂靠拢党组织确实很主动、很自觉，这就使得他平步青云，从一个人人不屑的二流子，一下子成为党在农村基层组织中的带头人。他先是当上了村支书，掌握了全村的最高权力；后来又担任了高级社的社长，权力更大，地位也更高了。
在困难的日子里
让人无限感慨的是，自新中国成立后实行农业合作化，直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的二十多年中，随着农村极左政策的强力推行，中国的农业越来越不景气，农村越来越萧条，农民越来越贫穷。
至今，只要你深入农村去和一些上了年纪的农民敞开心扉细谈，那些已经逝去的岁月风烟仍然会不时地在你眼前飘动。
我曾经问过不少人，三年困难时期究竟是指哪三年？
回答很不一致。有的说，从1957年开始，粮食就非常紧张，因此三年困难时期可以从1957年算起；但更多的人说，最困难的是1959年到1961年的这三年；还有些人说，最困难的是1960年到1962年这三年。
但不管具体是哪三年，一个大家都共同认可的事实是，从1957年以后，粮食和其他物品的供应就越来越紧张了。
对这种紧张，我深有体会。
1961年，我正在宝鸡市上马营铁路小学读三年级。那时候学校只上半天课，剩下半天时间都回家去。春秋天去挖野菜，冬天去农民地里挖剩下的白菜根。再就是想尽一切办法，在所有允许你开垦的土地上种植各种农作物，以作国家供应粮食不足之补充。
在那段难熬的岁月里，我这个铁路职工的孩子不仅开过荒，种过玉米，种过红薯，而且在自己家中养过鸡，养过兔子，甚至养过猪和羊。我挖过也吃过各种野菜，吃过槐花，吃过灰灰菜，吃过六合面——那是一种我只知道名字，却至今也搞不懂的食物。只记得吃进肚后拉不出大便，以致大人们只好想尽办法用手去抠。
有些东西把人吃得一见到就反胃，如今红薯和南瓜都成了健康食品，但在当时，不少人只能整天吃红薯和南瓜来充饥与救命。以南瓜为例，我们家在黑市上买来了两架子车南瓜，天天吃，顿顿吃，偶尔做一顿面条和米饭，里面也必定掺杂着南瓜。就这样一直吃完，然后再去买南瓜接着吃。究竟吃了有多长时间，我不记得。总之，吃得我只要见到南瓜就反胃。
再说红薯。当时粮店里面粉和玉米面粉不足，就用红薯来顶替。具体是5斤红薯顶1斤面粉。其实这并不可怕。毕竟顶替是有限的。可怕在于我家为了度过饥荒，在上马营铁路医院后墙边开垦了一片荒地，种的全是红薯。那一年红薯产量不错，秋天，红薯被一筐一筐地抬回家。谁料想红薯极易腐烂，而且一出现腐烂，马上就迅速传染蔓延，结果我们家天天抢吃红薯，吃得人只要一看见红薯就害怕。改革开放后，粮食选择的余地大得多了。结果有整整20年时间，我从来不吃一口红薯和南瓜。只是近年来才渐渐改变了对这两种食物的恐惧。
那时候逃荒要饭的特别多。而且最多的是两个省份的人，一个是甘肃省，另一个是河南省。比这两个省少一些的就数安徽省，以致我小小年纪，就已经知道如何辨别这几个省的不同语言。
2007年，我由于采访自强自立的优秀妇女典型刘忠群，在陕西安康市旬阳县棕溪镇王院村住了将近10天。这是秦巴大山深处的一个村落。离开王院村赶到旬阳县城，见到了旬阳县中医院院长刘化明。刘化明是刘忠群的初中同学。
（连载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