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到村头，他内心的激动更加强烈。村子还是从前的村子，道路还是从前的道路，但整个村子比他离开时更热闹也更红火了。具体地说，从前村子完全是自然形态的，而现在到处张贴着各种各样的标语。那些标语口号像一把把烈火，能够把一个人胸腔里的热情全部点燃。
　　6月25日回家，先是按习俗拜访了一些多年不见的亲友，其间也谈起了合作化，陈冏台敏感地发现，几乎所有人谈起合作化，都没有他内心里拥有的那份激动和热情。他们要么不以为然，要么愤言频爆。
　　陈冏台愣住了，他对农村的面貌做过种种猜测，唯独没有猜到会是这样一种情况。他当时就有种预感，觉得事情不妙。
　　但是，不妙在哪里，为什么不妙，却理不出个头绪。
　　第二天，他便以一个革命军人的自觉和自律，主动到父亲和弟弟所在的生产小组参加劳动。
　　这一参加劳动，他马上就发现问题了。
　　生产小组有十几个人，年龄都比他大。陈冏台把他们或者叫叔，或者叫哥。这样一种看着他长大的亲邻关系，使得他们在陈冏台面前说话少了许多顾虑。结果，对合作化不满的言论就不断地飞进陈冏台的耳朵里了。
　　陈冏台的家乡中斑竹园村，土改后成立了互助组，1956年又成立了初级社。初级社成立不过半年，立即又“跑步”进入了高级社。
　　对今天的读者来说，初级社、高级社这些称呼已经遥远而陌生了。
　　所谓“初级社”是指从简单的互助组过渡过来的、以自然村或者更小单位联合在一起的农业组织。在这样的生产组织里，农民不仅可以凭自己的劳动分红，还可以凭自己的土地、大型农具（如牲畜、大车、水车等）参与分红。它有点类似于今天一些投资者的股份制。这种组合方式尽管比起以家庭为单位的生产结构复杂了一些，对责任的划分难度大了一些，但总体来说，还多少能够体现出每家每户实际上应当得到的利益，因此农民基本上可以接受。
　　但高级社就不同了。
　　以中斑竹园村为例，刚建立起初级社还不到半年时间，还没有尝到合作化的任何好处，各级组织就开始“快马加鞭，一步登天”地组建规模更大、范围更广、人数更多的高级社了。很快，中斑竹园村、北斑竹园村、东伦公村、东滩村、水寨村五个村组成立起一个高级社，名叫伦二社。
　　伦二社一成立，各家农户的土地、大型农具就全被无偿地“共产”了。所有人从此将捆绑在一起进行经济核算。换句话说，五个村子所打下的粮食除向国家交售的外，其余全部集中在一起，按人头平均分配。这样一来，原本已经出现的矛盾就更加突出，因为各个村子的情况相差很大。比如东伦公村土地质量好，旱涝保收，历史上每年除上缴国家的公粮外，每人还可以分配到几百斤粮。而东滩村地处涝河滩，土质多为砂石，贫瘠且无法灌溉，产量很低，不要说交公粮了，往往连自己的吃饭问题都解决不了，以致每年都要吃返销粮。
　　如今，把差别如此巨大的村子拉在一起扯平分配，会出现怎样的结果呢？
　　东滩村的人很高兴。虽然他们土地的产量依旧很低，但平均分配使得他们每年每人凭空便能分到几百斤口粮。尤其是他们那里根本不能种稻子，如今也吃到了大米，于是喜笑颜开，高呼万岁！
　　但与东滩村相反的是，东伦公村和其他三个村子的人却极不高兴。他们不但要白白替东滩村人交公粮，还要把自己口粮中的一部分匀给东滩村人，结果自己收入锐减。在这种情况下，尽管干部们再三给他们做思想工作：什么“大公无私”“先人后己”，什么“发扬共产主义风格”“身在农村，放眼世界”，但却无济于事。这些村的农民先是对干部不满，继而对高级社不满，再下来看到政府是支持这种“胡搞”的，于是开始对政府不满。更可怕的是，这样一种扯平吃饭扯平分钱的劳动组织和生产方式，使得原本勤劳肯干的人也不愿意干活了。东滩村的人不愿意干活，是因为不干活也能吃香的喝辣的；其他村的人不愿意干活，是因为辛辛苦苦干一年，劳动果实不全属于自己！
　　这一来，消极怠工、消极对抗，成为当时农村中的普遍现象。
　　只要冷静地想一想，就会知道实行这种将农民田地无偿地收归集体的政策应当多么慎重。当初共产党发动土改，把土地从地主手里夺过来平分给农民，尽管激起了地主富农们的极大不满，却获得了贫农雇农们的衷心拥护。而如今，经过土地改革的农民却面临着无论土地好坏，一律被收归集体的结局，而他们的所得，也不再是通过自己的辛勤劳动就能够实现的了。换句话说，从此他们的利益、他们的命运就完全掌握在各级干部手中了。
　　从本质上说，这意味着对农民的权益进行了一次强行剥夺。尤其是对那些生活条件好的农民，剥夺的意味就更甚。
　　在这样一种情况下，农民会满意吗？（连载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