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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船
黑子说：“妈，这个叔叔是谁呀？进屋就烤火。”
“嘘！”高君曼取出笔墨，“黑子乖，别作声。”
毛泽东问：“陈先生的签名，有样式没有？”
“有。”高君曼取来一叠书，书上有签名。
毛泽东一瞧那笔画笔顺，心中就有数了。他在硕大的古砚上舔舔笔尖，一抖腕，便在检视单上签下“陈独秀”三字，龙飞凤舞。
高君曼挺满意，低声说：“亏得你今天来！”
她赶紧几步出门，把检视单递给警察。警察看一看，收在兜里，跺着脚说：“他姥姥的这雪也止不住！”
高君曼又邀请：“进屋喝碗热茶吧？他眼下也不咳了。”
“不用，不用，”警察慌忙说，“好好管住你男人就行了！”
毛泽东见警察一走，也匆匆离了箭杆胡同。没见上陈独秀，他心里有点不踏实。心里更不踏实的还有一条，那就是他担心陈独秀这一回又要出事。近段时间他很相信自己的预感。
就在毛泽东代替陈独秀签字画押的这个月的29日，秘密离京的陈独秀抵达上海。他一出上海火车站，就从上海报纸的号外中，得知了当日在天津发生的“一·二九”流血惨案。天津当局无理镇压抵制日货的爱国学生，重伤学生五十余名，并在直隶省公署逮捕请愿总指挥周恩来以及其他三名学生领袖。这个消息，像一记重锤，砸在他心头。
陈独秀双眉竖起，咬牙切齿，对报童说：“岂有此理！”
报童吓一跳，说：“先生您付钱！”
这是陈独秀头一回知道周恩来这个名字。虽说七年之后周恩来率领四位中共政治局常委来见这位失势的中共总书记时，陈独秀转过头去没有理睬他，但是，从总体上，还是应该这样说，对“周恩来”三字，陈独秀自始至终是尊重的。邓颖超脚痛，痛得空气从齿缝中出来，咝咝响。在周恩来被揪入天津警察厅的一刹那，邓颖超的脚脖子扭了。其时她正像一只小兽般扑上去，扑向那些黑乌鸦似的警察。一个警察踢了她一脚，踢在小腿肚上，把她踢下了粗粝的石阶。十六岁的姑娘右侧倒地打了个滚，右脚脖子扭了。
脚脖子有点红，看着不起眼，但是不能碰，一碰就痛。杨振德从厨房里拧出一块热毛巾，走进卧房，敷在女儿脚上，热辣辣的。邓颖超一边龇牙咧嘴，一边说：“他会怎么样呢？”
“谁呀？”
“周恩来嘛！”邓颖超望着灯光里的母亲，母亲的双鬓里已经有了几根白发。“他们会对他怎么样呢？”
“没有好果子吃。”母亲说，“当初，你爸爸，也是这么被抓走的。”
“他们打人吗？”
“打几下，难免的，不伤骨头是万幸。”
“我要救他！妈，我一定要救他！”
“小超啊小超，你以为你台上演过花木兰，台下就是花木兰了？”
“妈，女儿认为，台上演戏和台下做人是一回事。台上做过花木兰的人，台下也得做花木兰；台上做过安重根的人，台下也得做安重根。”
母亲注视着女儿，半晌，说：“咳，这话，跟你爸爸当年说的一样！”
天津的邓颖超快近午夜还没合眼，不是因为脚痛，是心痛。她整夜整夜在盘算救助方案。而在这一天的午夜时分，到了上海的陈独秀，则终于打听到了自己的两个宝贝儿子在什么地方打工赚钱。
陈独秀独自行走，拐过一条小街，又转入一个里弄。街灯把他孤单的身影拉得很长。
他在里弄口停了步，向一位在路灯下卖茶叶蛋的老太太问路。茶叶蛋的香气，在冬夜里有一种穿透力。“请问老太太，图书馆在巷子里吗？”他一边问，一边把手中那张登有天津当局镇压爱国学生的报纸号外撕作两半，再撕两半，扔了。
“报纸撕破，可惜了，包茶叶蛋，正好。”
“老太太，有的报纸，能包鸡蛋；有的报纸，只配踩脚底！”说着，陈独秀狠狠踩了几脚破报纸。
老太太奇怪地看着这位皮肤黝黑的中年人，接着，用手指往身后点一点。
陈独秀折进里弄，高一脚低一脚。隐隐约约的锯木声越来越响。
在穿过一个门洞之后，他看见了一家小图书馆的工场。他上前几步，朝窗里望。
首先看见的是一把大锯，叽嘎叽嘎响，很有节奏感。接着就看见了两个拉锯人，一个坐得高，一个坐得低，两人身上衣衫单薄，脸上却已大汗淋漓。
我的延年！我的乔年！
陈独秀的心像被一只手捏了一把。
叽嘎！叽嘎！满地板的刨花，满眉毛的木屑。兄弟俩干得很欢，连着拉几十下，一点也没有停下来的意思。他们的周遭，摆着一些半成品的白木书架。
陈独秀站在窗外，久久看着自己的两个白天念书夜晚做工的儿子，看着他们瘦削的身躯和汗湿的破衣。孩子于出国前夕还在做工挣钱，很使陈独秀百感交集。（连载41）
“嘘！”高君曼取出笔墨，“黑子乖，别作声。”
毛泽东问：“陈先生的签名，有样式没有？”
“有。”高君曼取来一叠书，书上有签名。
毛泽东一瞧那笔画笔顺，心中就有数了。他在硕大的古砚上舔舔笔尖，一抖腕，便在检视单上签下“陈独秀”三字，龙飞凤舞。
高君曼挺满意，低声说：“亏得你今天来！”
她赶紧几步出门，把检视单递给警察。警察看一看，收在兜里，跺着脚说：“他姥姥的这雪也止不住！”
高君曼又邀请：“进屋喝碗热茶吧？他眼下也不咳了。”
“不用，不用，”警察慌忙说，“好好管住你男人就行了！”
毛泽东见警察一走，也匆匆离了箭杆胡同。没见上陈独秀，他心里有点不踏实。心里更不踏实的还有一条，那就是他担心陈独秀这一回又要出事。近段时间他很相信自己的预感。
就在毛泽东代替陈独秀签字画押的这个月的29日，秘密离京的陈独秀抵达上海。他一出上海火车站，就从上海报纸的号外中，得知了当日在天津发生的“一·二九”流血惨案。天津当局无理镇压抵制日货的爱国学生，重伤学生五十余名，并在直隶省公署逮捕请愿总指挥周恩来以及其他三名学生领袖。这个消息，像一记重锤，砸在他心头。
陈独秀双眉竖起，咬牙切齿，对报童说：“岂有此理！”
报童吓一跳，说：“先生您付钱！”
这是陈独秀头一回知道周恩来这个名字。虽说七年之后周恩来率领四位中共政治局常委来见这位失势的中共总书记时，陈独秀转过头去没有理睬他，但是，从总体上，还是应该这样说，对“周恩来”三字，陈独秀自始至终是尊重的。邓颖超脚痛，痛得空气从齿缝中出来，咝咝响。在周恩来被揪入天津警察厅的一刹那，邓颖超的脚脖子扭了。其时她正像一只小兽般扑上去，扑向那些黑乌鸦似的警察。一个警察踢了她一脚，踢在小腿肚上，把她踢下了粗粝的石阶。十六岁的姑娘右侧倒地打了个滚，右脚脖子扭了。
脚脖子有点红，看着不起眼，但是不能碰，一碰就痛。杨振德从厨房里拧出一块热毛巾，走进卧房，敷在女儿脚上，热辣辣的。邓颖超一边龇牙咧嘴，一边说：“他会怎么样呢？”
“谁呀？”
“周恩来嘛！”邓颖超望着灯光里的母亲，母亲的双鬓里已经有了几根白发。“他们会对他怎么样呢？”
“没有好果子吃。”母亲说，“当初，你爸爸，也是这么被抓走的。”
“他们打人吗？”
“打几下，难免的，不伤骨头是万幸。”
“我要救他！妈，我一定要救他！”
“小超啊小超，你以为你台上演过花木兰，台下就是花木兰了？”
“妈，女儿认为，台上演戏和台下做人是一回事。台上做过花木兰的人，台下也得做花木兰；台上做过安重根的人，台下也得做安重根。”
母亲注视着女儿，半晌，说：“咳，这话，跟你爸爸当年说的一样！”
天津的邓颖超快近午夜还没合眼，不是因为脚痛，是心痛。她整夜整夜在盘算救助方案。而在这一天的午夜时分，到了上海的陈独秀，则终于打听到了自己的两个宝贝儿子在什么地方打工赚钱。
陈独秀独自行走，拐过一条小街，又转入一个里弄。街灯把他孤单的身影拉得很长。
他在里弄口停了步，向一位在路灯下卖茶叶蛋的老太太问路。茶叶蛋的香气，在冬夜里有一种穿透力。“请问老太太，图书馆在巷子里吗？”他一边问，一边把手中那张登有天津当局镇压爱国学生的报纸号外撕作两半，再撕两半，扔了。
“报纸撕破，可惜了，包茶叶蛋，正好。”
“老太太，有的报纸，能包鸡蛋；有的报纸，只配踩脚底！”说着，陈独秀狠狠踩了几脚破报纸。
老太太奇怪地看着这位皮肤黝黑的中年人，接着，用手指往身后点一点。
陈独秀折进里弄，高一脚低一脚。隐隐约约的锯木声越来越响。
在穿过一个门洞之后，他看见了一家小图书馆的工场。他上前几步，朝窗里望。
首先看见的是一把大锯，叽嘎叽嘎响，很有节奏感。接着就看见了两个拉锯人，一个坐得高，一个坐得低，两人身上衣衫单薄，脸上却已大汗淋漓。
我的延年！我的乔年！
陈独秀的心像被一只手捏了一把。
叽嘎！叽嘎！满地板的刨花，满眉毛的木屑。兄弟俩干得很欢，连着拉几十下，一点也没有停下来的意思。他们的周遭，摆着一些半成品的白木书架。
陈独秀站在窗外，久久看着自己的两个白天念书夜晚做工的儿子，看着他们瘦削的身躯和汗湿的破衣。孩子于出国前夕还在做工挣钱，很使陈独秀百感交集。（连载4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