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岛的长篇小说《佯狂》出版以后，很快引起评论界关注和读者热议。读完规模并不算大的文本，我为他密集的信息容量所震撼。它所提供给读者的，不是某一个人的命运轨迹或者心路历程，而是一个社会及其主体人的在世生态、精神生态、心理生态的整体书写和宏观透视，不仅表现了作家驾驭作品所占据的时代高度、宏阔气度，更表现出一种实现审美理想表达的艺术自觉。
　　“佯狂”是一种生命态。是“人”作为“此在”，自身“在世中绽出其生存”的一种过程。它绘制了一幅物欲年代作为生命主体的人的精神征候谱系。比起艺术生命的“佯狂”，向岛笔下“人”的精神漂泊和流浪显得沧桑而又沉重。《佯狂》中没有主体故事，也没有一号或者二号人物。主人公马川虽然贯穿始终，但他只是承担了社会病态的目击者和叙事人的角色。他虽然在艺术馆上班，却从来没有作品，他的生活就是隔三岔五地在与朋友的聚散中消磨时光，“佯狂”人生。虽然他在不同场合对白小白的出书有过这样或者那样的议论，但他的精神世界却是一片荒芜。在精神现象学层面，马川的失眠、“梦游症”和在梦中将胳膊当“猪蹄”啃的诸多病态，其行为固然属于一种变异的意识形式。然而，这无疑是现实社会中一部分人精神迷茫、自我迷失的影像书写和折射。他梦外被浮躁袭扰，被环境压迫，而在梦中追求理想和愿望补偿。显然，作品赋予人物的每一个行为方式是极具象征意义，实际上也是作家解析人物精神征象的切片。
　　与马川不同，白小白属于那种对物质怀有强烈欲望而又充满虚荣的女性。在巨大的物质利益的诱惑下，她的精神王国滋生出扭曲灵魂底色、生命原初的“病灶”。她人生动因就是追求一种用金钱和物质铺垫起来的“幸福感”，“如果你把金钱当成上帝，它便会像魔鬼一样折磨你”。因此，当元书记涉嫌受贿而自杀、鄢敬之因为腐败而被审查时，她本来就脆弱的利益目标崩塌，迅速将她推向病态的险境。这也是一种“佯狂”，这些社会病态的根源在于转型期的公平与效率、富裕与贫穷、物质与精神的深层矛盾。作者意在告诉读者，“播下行为的种子，便栽得习惯；播下习惯的种子，便收获人格”，这样，作家就把精神分析提到了人生哲学的高度。
　　但我更关注的是，《佯狂》那种以生理“病态”的情形看待和观察病态社会潮涨潮落、花开花谢的冷峻和清醒。作品中“脑梗人”有似于鲁迅笔下的“狂人”，马川每次遇到她，尤恐躲之不及。然而，借助她的眼睛，却把世上的是非真假洞察分明。与其说作家塑造了一个貌似“病态”的人物，毋宁说他为那些自诩“清醒”的人提供了一个参照。据此不难看出，向岛开掘生活的深刻，表现生活的力度。
　　《佯狂》是一首灵魂从流浪走向家园的“安乐颂”。我不完全同意将《佯狂》界定为一部批判现实主义作品。文化批判固然是本书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作家字里行间弥漫着浓浓的大乡愁忧伤和惆怅。而作为“此在”的人，正是在终结“佯狂”中实现其生命价值的绽出，完成精神家园构建的。作家对高尔升这个人物倾注了饱满的激情和丰裕的笔墨。他矢志不渝地坚守着从传统文化基因中承继下来的文化品格，把“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视作人生的最高境界，尽管因为葬埋父亲而被免掉职务的背后原因很复杂，但他每每谈起这件事情，就是三个字：“咱有错”；他有着“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使命意识，应聘大唐学院教师，把一门副课教得桃李盈门；他人情练达、世事洞明，对社会的矛盾和发展趋势洞若观火。透过历史帘幕，做出“一个国家，一个社会，不会无限度容忍藏污纳垢，以我的判断，一个激浊扬清的时代如今到来了”的判断。当高尔升最终回到乡村发展生态农业产业时，无疑是人生境界的一个升华：他终于在一方找到“自然界的属人的本质”。这是文化意义上的“乡愁”之旅，在高尔升这个艺术形象身上，贯注着作家的审美经验，寄托着作家的人生理想，体现着作家与读者的心灵交融。
　　（杨焕亭：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咸阳市作协原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