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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商史话
时任西北军政委员会财经委员会主任的贾拓夫，曾撰文这样写道：“旧中国曾经是一个长期处于经济落后的国家，而旧西北则是这个国家中经济上最落后的一部分。交通闭塞，工业微弱，商业萧条，农业破产，粮食不足，棉花减产，土产滞销，灾荒频仍，物价高涨，负担奇重，民不聊生。”新中国成立初期，很多人根本不认为中国共产党有发展好经济的能力，有的还抱着看笑话的心态说：“共产党是军事一百分，政治八十分，财经打零分。”
共产党人打仗能赢，搞经济建设也同样能赢。中共中央西北局书记习仲勋，多次在会上反复强调：“我们已经在军事上、政治上取得胜利，还必须在经济战线上取得胜利。像西安这样的城市，只有在经济战线上获得大踏步地前进，才能根本改变自己的面貌。”他请求刚刚放下枪杆子走上政权管理岗位的战友们，“多想想经济方面的问题，这就是今天政治生活的具体内容，就是我们的中心工作……从那些抽象政治空谈中解放出来，面向经济把生产事业办得更好一点，把关系群众生活的事情办得更好一点，这就是今天我们所要努力做到的”。看到有人忽视财经工作，他气愤地斥责：“所有的党政工作，全是为着发展财政经济而服务的，做革命工作，不过问生产，就是想当革命队伍内的‘二流子’。”新中国成立前，西北地区只有两段很短的铁路，一段是潼关到宝鸡300多公里可用的铁路，另一段是宝鸡至天水154公里不能用的铁路。到1950年初，西北的公路资源也少得可怜，“国道共计4807公里，省道1135公里，占全国公路的2.37%”。交通不畅，导致了物资交流不畅，大量矿产、土特商品运不出去。于是，习仲勋写信给毛泽东，建议整修天水—宝鸡铁路。这个建议，得到了毛泽东的赞同。到1950年底，西北原有的铁路恢复通车了。新旧社会的截然不同，让人们对新生的共和国有了高度认同感。但是，还不稳定的市场上出现了剧烈的物价波动。“1950年2月下旬，西安市60种商品的平均物价较1949年12月底又上涨了2.43%，其中14种食品的平均价格上涨了3.81%”。这股涨价风，严重威胁到市民群众的日常生活，在中央的统一领导下，紧急从河南、安徽及陇海铁路沿线城市调粮食、棉布等物资集中抛售，暂时稳定了物价。根据当时严峻的经济形势，西北局有重点地开展了经济恢复工作，主要是恢复工业生产、活跃贸易市场、调剂金融、平稳物价、整理财政等。经过治理，1950年3月份以后西北地区60种商品平均价格发生了明显变化，4月份较2月份下旬跌落了52%，5月初物价转入平稳状态，之后一年多物价波动控制在百分之几内，西北地区成为全国物价的“盆地”。1950年7月后，针对私营工商业出现的困难，陕西合理地调整了公司关系、劳资关系、产销关系，通过加工订货、统购包销、经销代销等方式，使私营工商业摆脱了困难，从而加快商品供应，扩大了就业。
1951年1月10日，陕西省人民政府在西安成立。百废待兴的尴尬局面，恰好成为百业俱兴的大舞台。政权的稳定，为经济发展奠定了更坚实的基础。这时，三项促进经济稳定、激活商贸繁荣的措施，令整个三秦大地沸腾了：成立人民银行，宣布人民币是唯一的合法货币；调集大量粮食、棉纱、棉布、煤炭等物资，在西安、宝鸡、汉中等地公开抛售；发展国营商业和供销合作社，巩固和加强国营商业在流通领域中的领导地位与主导作用。陕西这些新经济措施的及时出台，让陕西商业散发出独特的光芒，陕西国民经济被推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到1952年，陕西省社会商品零售额达到5.89亿元，比1950年增长了86.8%。
1953年到1956年，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指导下，陕西在完成农业、手工业社会主义改造后，即致力于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通过“赎买”的方式，把民族资产阶级经营的工商业改造成社会主义全民企业。1953年，陕西通过加工订货、统购包销、经销代销等形式，使资本主义工商业成为初级形式的“国家资本主义”。从1956年春开始，陕西掀起了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高潮，到当年6月14日，西安就完成了最后一批60多个私企的数千名资本家的社会主义改造。
翻身当家做主的人们，将摆脱剥削和压迫的幸福感化作建设社会主义的动力。正如《国际歌》中唱的那样：“不要说我们一无所有，我们要做天下的主人。”
让人感到尴尬的是，吃饭问题仍很严峻。为了生存，一些群众就推着车子，偷偷卖起了瓜子或鸡蛋等物资。针对这种“投机倒把”行为，很多地方都把人抓起来。这种阻碍正常贸易的极端做法，真让人忧心、揪心。1965年1月19日，担任中共中央西北局第三书记兼陕西省委代理第一书记的胡耀邦，从《陕情简报》上看到一篇《西安市放手发动群众，整顿市场打击投机倒把活动获显著成绩》的汇报后，心里的火气一下子冒了出来。他紧握着笔，写下了这样的批语：“是否都打得很准？有些老实的劳动人民因为家计困难，做了一点小额的贩运活动是否也算投机倒把分子？退赔了没有？对这种人因为退赔和斗争，是否出了问题？对吊销了营业证的一些确系家计困难的贫民，是否有妥善的安置？”他还呼吁：“可否考虑把群众性的投机倒把运动暂停一下？”（连载77）
共产党人打仗能赢，搞经济建设也同样能赢。中共中央西北局书记习仲勋，多次在会上反复强调：“我们已经在军事上、政治上取得胜利，还必须在经济战线上取得胜利。像西安这样的城市，只有在经济战线上获得大踏步地前进，才能根本改变自己的面貌。”他请求刚刚放下枪杆子走上政权管理岗位的战友们，“多想想经济方面的问题，这就是今天政治生活的具体内容，就是我们的中心工作……从那些抽象政治空谈中解放出来，面向经济把生产事业办得更好一点，把关系群众生活的事情办得更好一点，这就是今天我们所要努力做到的”。看到有人忽视财经工作，他气愤地斥责：“所有的党政工作，全是为着发展财政经济而服务的，做革命工作，不过问生产，就是想当革命队伍内的‘二流子’。”新中国成立前，西北地区只有两段很短的铁路，一段是潼关到宝鸡300多公里可用的铁路，另一段是宝鸡至天水154公里不能用的铁路。到1950年初，西北的公路资源也少得可怜，“国道共计4807公里，省道1135公里，占全国公路的2.37%”。交通不畅，导致了物资交流不畅，大量矿产、土特商品运不出去。于是，习仲勋写信给毛泽东，建议整修天水—宝鸡铁路。这个建议，得到了毛泽东的赞同。到1950年底，西北原有的铁路恢复通车了。新旧社会的截然不同，让人们对新生的共和国有了高度认同感。但是，还不稳定的市场上出现了剧烈的物价波动。“1950年2月下旬，西安市60种商品的平均物价较1949年12月底又上涨了2.43%，其中14种食品的平均价格上涨了3.81%”。这股涨价风，严重威胁到市民群众的日常生活，在中央的统一领导下，紧急从河南、安徽及陇海铁路沿线城市调粮食、棉布等物资集中抛售，暂时稳定了物价。根据当时严峻的经济形势，西北局有重点地开展了经济恢复工作，主要是恢复工业生产、活跃贸易市场、调剂金融、平稳物价、整理财政等。经过治理，1950年3月份以后西北地区60种商品平均价格发生了明显变化，4月份较2月份下旬跌落了52%，5月初物价转入平稳状态，之后一年多物价波动控制在百分之几内，西北地区成为全国物价的“盆地”。1950年7月后，针对私营工商业出现的困难，陕西合理地调整了公司关系、劳资关系、产销关系，通过加工订货、统购包销、经销代销等方式，使私营工商业摆脱了困难，从而加快商品供应，扩大了就业。
1951年1月10日，陕西省人民政府在西安成立。百废待兴的尴尬局面，恰好成为百业俱兴的大舞台。政权的稳定，为经济发展奠定了更坚实的基础。这时，三项促进经济稳定、激活商贸繁荣的措施，令整个三秦大地沸腾了：成立人民银行，宣布人民币是唯一的合法货币；调集大量粮食、棉纱、棉布、煤炭等物资，在西安、宝鸡、汉中等地公开抛售；发展国营商业和供销合作社，巩固和加强国营商业在流通领域中的领导地位与主导作用。陕西这些新经济措施的及时出台，让陕西商业散发出独特的光芒，陕西国民经济被推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到1952年，陕西省社会商品零售额达到5.89亿元，比1950年增长了86.8%。
1953年到1956年，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指导下，陕西在完成农业、手工业社会主义改造后，即致力于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通过“赎买”的方式，把民族资产阶级经营的工商业改造成社会主义全民企业。1953年，陕西通过加工订货、统购包销、经销代销等形式，使资本主义工商业成为初级形式的“国家资本主义”。从1956年春开始，陕西掀起了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高潮，到当年6月14日，西安就完成了最后一批60多个私企的数千名资本家的社会主义改造。
翻身当家做主的人们，将摆脱剥削和压迫的幸福感化作建设社会主义的动力。正如《国际歌》中唱的那样：“不要说我们一无所有，我们要做天下的主人。”
让人感到尴尬的是，吃饭问题仍很严峻。为了生存，一些群众就推着车子，偷偷卖起了瓜子或鸡蛋等物资。针对这种“投机倒把”行为，很多地方都把人抓起来。这种阻碍正常贸易的极端做法，真让人忧心、揪心。1965年1月19日，担任中共中央西北局第三书记兼陕西省委代理第一书记的胡耀邦，从《陕情简报》上看到一篇《西安市放手发动群众，整顿市场打击投机倒把活动获显著成绩》的汇报后，心里的火气一下子冒了出来。他紧握着笔，写下了这样的批语：“是否都打得很准？有些老实的劳动人民因为家计困难，做了一点小额的贩运活动是否也算投机倒把分子？退赔了没有？对这种人因为退赔和斗争，是否出了问题？对吊销了营业证的一些确系家计困难的贫民，是否有妥善的安置？”他还呼吁：“可否考虑把群众性的投机倒把运动暂停一下？”（连载7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