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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商史话
陕甘宁时期，由于日军、伪军实行严重的经济封锁，以至于边区当时的情形是“弄到几乎没有衣穿，没有油吃，没有菜吃，战士没有鞋袜，工作人员在冬天没有被盖”。为此，毛泽东提出了“把发展农业生产作为边区经济建设的首位，同时充分工业、商业的发展，便于民营经济与公营经济必须相互协调发展”的思路。
1939年6月，毛泽东在延安高级干部会议上指出：吃饭是第一问题，自力更生，克服困难。在毛泽东的指导下，陕甘宁边区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新的经济政策：执行减租减息、劳资两利、奖励开荒，以及发展合作经济等政策，调动群众的生产积极性，以恢复和发展经济。在这一发展民生、繁荣工商的政策指导下，边区农、工、商各业都得到了恢复和发展。全边区耕地面积从1937年的862.6006万亩增加到1940年的1174.2082万亩，灌溉面积从1937年的801亩增加到1939年的7293.2亩。粮食产量从1936年的103.43万石（每石合200公斤）增加到1939年的175.42万石。此外，枣、梨、石榴、苹果、核桃等产量增加，蔬菜由单一的洋芋发展成木耳、金针、丝瓜、茼蒿、红皮洋芋等多样化。边区政府还鼓励农民添买牲畜，禁止宰杀母畜，扶持边区毛纺织业的发展，鼓励农民狩猎采植药材，发展副业，甘草年产量500万公斤以上。边区农村妇女在农闲时从事纺织，其中延安难民纺织厂可以生产布匹数十种，染色50多种，可生产各种棉线、毛线、毛衣、毛毯、毛毡，以及毛巾、袜子等商品。此外，光华化学工业合作社制造肥皂、牙粉、粉笔、墨水、糨糊等日常商品；农具厂则能生产锄头、镐、铧等农具；边区的制衣厂不仅能生产出优质的皮衣，还能生产出皮包、篮球、皮手套、枪套、背包、航空服、航空帽、皮鞋等丰富的商品。由于边区实施民主政治，努力发展工农业生产，群众生活普遍改善，购买力普遍提高，日常商业和消费合作社空前发展。以延安为例，1936年有商店168家，1940年增加到297家。商业资本5000元以上的商户从1936年的161家增加到1940年的227家。此外，还出现了一些资本在5万至15万元的大商户。除了民营商业，陕甘宁边区国营商业也取得了很大的发展。边区银行办的光华商店，南至西安、河南、湖北；东出绥德、清涧到山西的碛口；北到宁夏、包头；西至陇东。资金从1938年的35万元增加到1940年的120万元；商品周转量从1938年的400万元发展到1940年的2000万元。
1946年5月13日，中共中央西北局书记习仲勋在陕甘宁边区高级干部会上谈到发展陕甘宁边区的生产时，提出要以发展农业为主，慢慢地发展工业，搞一些工业建设，种一些蓖麻、芝麻，可榨成油食用，也可作为工业润滑油。发展家庭纺织业，发展手工业。他指出：“贸易公司今后要调剂支持农民家庭的纺织业，而且可以提倡公家人穿土布或明令公家人必须穿自织布……另外，我们的毛毯和造纸也要发展。佳县峪口的造纸也是家庭副业，那里许多家庭可以造纸，我们要扶持他们发展。还有三边的毛口袋、绥德的草帽也可以出口。畜牧业，我们可以增加更多的牲口、皮毛向外出口，换回来外汇，换回来必需品。”他还具体部署：“继续办好我们现在的公营工厂。对我们现有的公营工厂，不是要它关门，而是要它继续办下去。比如火柴工厂、石油工厂、纺织工厂、皮革工厂、军工工厂等六个工厂，我们要用一切力量把它办下去，坚持下去。警备区可以搞一个纺织厂，和那里老百姓的手工业纺织结合起来，老百姓纺线，我收你的线，收来就织布。三边的皮毛很多，可以搞皮革工厂，肥皂也可以搞，那里有油和碱，可以就地取原料。”在习仲勋发展商贸促进经济的这些重要讲话指引下，西北地区特别是陕甘宁边区的商业得到了长足的发展。
第六章再出发
1949年5月20日，西安和平解放，5月23日，西安市人民政府成立。
翻身当家做主的人们，将摆脱剥削和压迫后的幸福感化作建设社会主义社会的动力。秦商依靠陇海铁路这条交通大动脉，将陕西制造的山丹丹洗衣粉、西安电池、西安牙膏、中华肥皂、骆驼牌搪瓷、榆林毛毯等商品，如潮水般源源不断地运送到全国各地。
在风起云涌的20世纪80年代、90年代，陕西一度出现了全民经商的喜人局面，陕西商业呈现出前所未有的蓬勃景象。
1999年6月17日，国家首次明确提出西部大开发。随后不久，陕西一大批具有本地特色和竞争优势的产业群在这一时期形成。
2013年9月，中国向世界发出共同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倡议；10月，中国再次提出了建立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构想。“一带一路”倡议以一种国际视野，串起连通欧亚非、辐射65个国家和地区、覆盖40多亿人口的世界各大经济板块的大经济走廊和市场链，为陕西、西北乃至广阔的欧亚大陆打开了向西开放、重振丝绸之路雄姿的大门。作为古丝绸之路起点和新欧亚大陆桥的重要枢纽，“一带一路”的机遇，让陕西在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中飞起来了。
面对全球化的浪潮，使命在肩的新一代秦商正走在国际化的路上。
第一节活跃市场
早在西安解放前的1941年，中共中央决定，将中央西北工作委员会与陕甘宁边区中央局合并成立中共中央西北局。当时的西北地区，是全国经济极端落后的一个地区。
（连载76）
1939年6月，毛泽东在延安高级干部会议上指出：吃饭是第一问题，自力更生，克服困难。在毛泽东的指导下，陕甘宁边区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新的经济政策：执行减租减息、劳资两利、奖励开荒，以及发展合作经济等政策，调动群众的生产积极性，以恢复和发展经济。在这一发展民生、繁荣工商的政策指导下，边区农、工、商各业都得到了恢复和发展。全边区耕地面积从1937年的862.6006万亩增加到1940年的1174.2082万亩，灌溉面积从1937年的801亩增加到1939年的7293.2亩。粮食产量从1936年的103.43万石（每石合200公斤）增加到1939年的175.42万石。此外，枣、梨、石榴、苹果、核桃等产量增加，蔬菜由单一的洋芋发展成木耳、金针、丝瓜、茼蒿、红皮洋芋等多样化。边区政府还鼓励农民添买牲畜，禁止宰杀母畜，扶持边区毛纺织业的发展，鼓励农民狩猎采植药材，发展副业，甘草年产量500万公斤以上。边区农村妇女在农闲时从事纺织，其中延安难民纺织厂可以生产布匹数十种，染色50多种，可生产各种棉线、毛线、毛衣、毛毯、毛毡，以及毛巾、袜子等商品。此外，光华化学工业合作社制造肥皂、牙粉、粉笔、墨水、糨糊等日常商品；农具厂则能生产锄头、镐、铧等农具；边区的制衣厂不仅能生产出优质的皮衣，还能生产出皮包、篮球、皮手套、枪套、背包、航空服、航空帽、皮鞋等丰富的商品。由于边区实施民主政治，努力发展工农业生产，群众生活普遍改善，购买力普遍提高，日常商业和消费合作社空前发展。以延安为例，1936年有商店168家，1940年增加到297家。商业资本5000元以上的商户从1936年的161家增加到1940年的227家。此外，还出现了一些资本在5万至15万元的大商户。除了民营商业，陕甘宁边区国营商业也取得了很大的发展。边区银行办的光华商店，南至西安、河南、湖北；东出绥德、清涧到山西的碛口；北到宁夏、包头；西至陇东。资金从1938年的35万元增加到1940年的120万元；商品周转量从1938年的400万元发展到1940年的2000万元。
1946年5月13日，中共中央西北局书记习仲勋在陕甘宁边区高级干部会上谈到发展陕甘宁边区的生产时，提出要以发展农业为主，慢慢地发展工业，搞一些工业建设，种一些蓖麻、芝麻，可榨成油食用，也可作为工业润滑油。发展家庭纺织业，发展手工业。他指出：“贸易公司今后要调剂支持农民家庭的纺织业，而且可以提倡公家人穿土布或明令公家人必须穿自织布……另外，我们的毛毯和造纸也要发展。佳县峪口的造纸也是家庭副业，那里许多家庭可以造纸，我们要扶持他们发展。还有三边的毛口袋、绥德的草帽也可以出口。畜牧业，我们可以增加更多的牲口、皮毛向外出口，换回来外汇，换回来必需品。”他还具体部署：“继续办好我们现在的公营工厂。对我们现有的公营工厂，不是要它关门，而是要它继续办下去。比如火柴工厂、石油工厂、纺织工厂、皮革工厂、军工工厂等六个工厂，我们要用一切力量把它办下去，坚持下去。警备区可以搞一个纺织厂，和那里老百姓的手工业纺织结合起来，老百姓纺线，我收你的线，收来就织布。三边的皮毛很多，可以搞皮革工厂，肥皂也可以搞，那里有油和碱，可以就地取原料。”在习仲勋发展商贸促进经济的这些重要讲话指引下，西北地区特别是陕甘宁边区的商业得到了长足的发展。
第六章再出发
1949年5月20日，西安和平解放，5月23日，西安市人民政府成立。
翻身当家做主的人们，将摆脱剥削和压迫后的幸福感化作建设社会主义社会的动力。秦商依靠陇海铁路这条交通大动脉，将陕西制造的山丹丹洗衣粉、西安电池、西安牙膏、中华肥皂、骆驼牌搪瓷、榆林毛毯等商品，如潮水般源源不断地运送到全国各地。
在风起云涌的20世纪80年代、90年代，陕西一度出现了全民经商的喜人局面，陕西商业呈现出前所未有的蓬勃景象。
1999年6月17日，国家首次明确提出西部大开发。随后不久，陕西一大批具有本地特色和竞争优势的产业群在这一时期形成。
2013年9月，中国向世界发出共同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倡议；10月，中国再次提出了建立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构想。“一带一路”倡议以一种国际视野，串起连通欧亚非、辐射65个国家和地区、覆盖40多亿人口的世界各大经济板块的大经济走廊和市场链，为陕西、西北乃至广阔的欧亚大陆打开了向西开放、重振丝绸之路雄姿的大门。作为古丝绸之路起点和新欧亚大陆桥的重要枢纽，“一带一路”的机遇，让陕西在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中飞起来了。
面对全球化的浪潮，使命在肩的新一代秦商正走在国际化的路上。
第一节活跃市场
早在西安解放前的1941年，中共中央决定，将中央西北工作委员会与陕甘宁边区中央局合并成立中共中央西北局。当时的西北地区，是全国经济极端落后的一个地区。
（连载7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