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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船
赵纫兰知道丈夫近来走了一趟天津俄租界，去会了一个叫伯特曼的俄国人，那人是苏联共产党人。他们的见面是天津北洋大学的一个学生撮合的，那个学生叫张太雷。作为俄共布尔什维克中央西伯利亚局的工作人员，伯特曼很想会见一下中国的马克思主义信仰者。
张太雷当时对他说，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舍李大钊先生，还有谁？
伯特曼于是说，张同志能牵个线吗？
李大钊自与伯特曼见面之后，老是说到工人阶级与工人运动，他以前不曾经常这样说。这个变化赵纫兰注意到了。
“不，不，”李大钊笑着回答妻子，“工字，人字，合成一个天字，当然不是俄国人能说的话。这是我的话。但是我想，这肯定也是伯特曼先生的意思。”
“你就是想跟陈先生说这些话？”
“说实在话，我得了个什么想法，第一个想与之交流的，就是仲甫。真的，纫兰，我确实很想把我的想法告诉仲甫。他说他想念我，我知道是为什么。他不是想我这个人，而是在想一种道理。他以前鼓吹德先生与赛先生，这是对的。但是他找不着一种切实的方法，一种交通器具，可以让这两位先生登陆中国。现在，他每天摸着牢狱的铁窗，开始懂了，知道吗，他开始懂了，知道非得用铁的手段来砸碎旧有的国家机器不可了。”
“所以他想你了。”
“就是这个道理。当然，我也想他呀。啊哟你看你，够了够了！”
“什么？”
李大钊跳下床：“鸡蛋！我是说鸡蛋！你怎么放那么多？你不能放这么多，放得多，感觉不好。”
“怎么？”“仲甫坐牢，时间会很长。”李大钊这么说的时候，眼里甚至有了泪光。
妻子赶紧将满篮子的鸡蛋往外取。“也不知陈先生瘦成什么样子了！”她叹气说，“牢里能有什么吃的？你老家村头的那个二杆子，不是做过牢头禁子吗？他说他得的活钱，一大半都是牢饭里扣的。”
李大钊改变了主意：“那就放回去。”
他自己动手，将妻子取出的熟鸡蛋又一只只放了回去。
次日，李大钊与赵纫兰赶到京师警察厅监狱门口的时候，那个脸上有三块老年斑的狱官却怎么也不买账，咬定不能探监。
“上头有规定，不能探就是不能探。”狱官把一串亮晃晃的钥匙轮流往自己脸上涂刮，像刮胡须。“非亲非故，凭什么探视要犯？”
赵纫兰说：“长官，他们都是学堂里的同事，都是教书的。”
“北京大学教书的，十个有九个不是好东西。我儿子就是被你们这些乱党贼子教坏的，如今跑哪儿去了都不知道。早晚一天，咔嚓，砍了头。”
李大钊摸出一枚银洋：“先生，我是读书人、教书人，活了半辈子，没有求过人。今儿求您一回了，请高抬贵手，让我和陈先生见上一面。我同陈先生虽南北不同籍，然情同手足，您就闭个眼点个卯，算作是家属探监了。就这一回，行不行？”
狱官掂掂银洋，扔了回来：“要说平时，我也收在袖口里了，天下之人，谁个不喜财？只是这一回不行，上有谕令，说是严密提防乱党内外勾连！唉，也辜负了这块光洋了。识相点，走吧。”
李大钊不走。李大钊盯着狱官，心有不甘。这时候，他耳里，又隐约传来几声犯人受虐的号叫声。
狱官瞪着眼珠说：“还不滚？我越看你越像乱党！”
赵纫兰伸手，把丈夫拨拉一下，拨拉到身后，说：“长官，那就求您了，您把这篮子鸡蛋捎给陈先生。”
“不成！”
“鸡蛋不会说话，长官。”
“谁说鸡蛋不会说话？老话说，鸡蛋里都能挑出骨头！给我拎回去！”
李大钊终于忍不住了，抢上一步，从篮里取出一只鸡蛋，手心一掂：“捎一只也不成？”
“不成！”
李大钊一扬手，鸡蛋就飞了过去，“噗”一声，老年斑上打个正中。
老狱官猝不及防，捂脸惊叫一声。
“叫你说对了，”温文尔雅的李大钊罕见地瞪圆眼珠，咬牙切齿，“鸡蛋就是会说话！”
吓白了脸的赵纫兰赶紧扯上丈夫逃离监狱大门，幸亏狱官没有摸出哨子来吹。
离监狱老远，李大钊还愤恨不已：“做了半辈子文人，今日里倒做了一回武将！”
妻子问：“你小时候练过弹弓？”
“叫你说对了！”李大钊如有所悟，“我刚才看到的真不是一张麻脸，是一只麻雀！”
妻子忽然想起什么，不无担心：“当家的，你以后会……会拿枪吗？”
“形势逼急了，也只能如仲甫说的那样，直接行动！该打鸡蛋，就打鸡蛋，该打子弹，就打子弹！”
赵纫兰看着李大钊。
“别害怕，纫兰。”李大钊说。（连载25）
张太雷当时对他说，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舍李大钊先生，还有谁？
伯特曼于是说，张同志能牵个线吗？
李大钊自与伯特曼见面之后，老是说到工人阶级与工人运动，他以前不曾经常这样说。这个变化赵纫兰注意到了。
“不，不，”李大钊笑着回答妻子，“工字，人字，合成一个天字，当然不是俄国人能说的话。这是我的话。但是我想，这肯定也是伯特曼先生的意思。”
“你就是想跟陈先生说这些话？”
“说实在话，我得了个什么想法，第一个想与之交流的，就是仲甫。真的，纫兰，我确实很想把我的想法告诉仲甫。他说他想念我，我知道是为什么。他不是想我这个人，而是在想一种道理。他以前鼓吹德先生与赛先生，这是对的。但是他找不着一种切实的方法，一种交通器具，可以让这两位先生登陆中国。现在，他每天摸着牢狱的铁窗，开始懂了，知道吗，他开始懂了，知道非得用铁的手段来砸碎旧有的国家机器不可了。”
“所以他想你了。”
“就是这个道理。当然，我也想他呀。啊哟你看你，够了够了！”
“什么？”
李大钊跳下床：“鸡蛋！我是说鸡蛋！你怎么放那么多？你不能放这么多，放得多，感觉不好。”
“怎么？”“仲甫坐牢，时间会很长。”李大钊这么说的时候，眼里甚至有了泪光。
妻子赶紧将满篮子的鸡蛋往外取。“也不知陈先生瘦成什么样子了！”她叹气说，“牢里能有什么吃的？你老家村头的那个二杆子，不是做过牢头禁子吗？他说他得的活钱，一大半都是牢饭里扣的。”
李大钊改变了主意：“那就放回去。”
他自己动手，将妻子取出的熟鸡蛋又一只只放了回去。
次日，李大钊与赵纫兰赶到京师警察厅监狱门口的时候，那个脸上有三块老年斑的狱官却怎么也不买账，咬定不能探监。
“上头有规定，不能探就是不能探。”狱官把一串亮晃晃的钥匙轮流往自己脸上涂刮，像刮胡须。“非亲非故，凭什么探视要犯？”
赵纫兰说：“长官，他们都是学堂里的同事，都是教书的。”
“北京大学教书的，十个有九个不是好东西。我儿子就是被你们这些乱党贼子教坏的，如今跑哪儿去了都不知道。早晚一天，咔嚓，砍了头。”
李大钊摸出一枚银洋：“先生，我是读书人、教书人，活了半辈子，没有求过人。今儿求您一回了，请高抬贵手，让我和陈先生见上一面。我同陈先生虽南北不同籍，然情同手足，您就闭个眼点个卯，算作是家属探监了。就这一回，行不行？”
狱官掂掂银洋，扔了回来：“要说平时，我也收在袖口里了，天下之人，谁个不喜财？只是这一回不行，上有谕令，说是严密提防乱党内外勾连！唉，也辜负了这块光洋了。识相点，走吧。”
李大钊不走。李大钊盯着狱官，心有不甘。这时候，他耳里，又隐约传来几声犯人受虐的号叫声。
狱官瞪着眼珠说：“还不滚？我越看你越像乱党！”
赵纫兰伸手，把丈夫拨拉一下，拨拉到身后，说：“长官，那就求您了，您把这篮子鸡蛋捎给陈先生。”
“不成！”
“鸡蛋不会说话，长官。”
“谁说鸡蛋不会说话？老话说，鸡蛋里都能挑出骨头！给我拎回去！”
李大钊终于忍不住了，抢上一步，从篮里取出一只鸡蛋，手心一掂：“捎一只也不成？”
“不成！”
李大钊一扬手，鸡蛋就飞了过去，“噗”一声，老年斑上打个正中。
老狱官猝不及防，捂脸惊叫一声。
“叫你说对了，”温文尔雅的李大钊罕见地瞪圆眼珠，咬牙切齿，“鸡蛋就是会说话！”
吓白了脸的赵纫兰赶紧扯上丈夫逃离监狱大门，幸亏狱官没有摸出哨子来吹。
离监狱老远，李大钊还愤恨不已：“做了半辈子文人，今日里倒做了一回武将！”
妻子问：“你小时候练过弹弓？”
“叫你说对了！”李大钊如有所悟，“我刚才看到的真不是一张麻脸，是一只麻雀！”
妻子忽然想起什么，不无担心：“当家的，你以后会……会拿枪吗？”
“形势逼急了，也只能如仲甫说的那样，直接行动！该打鸡蛋，就打鸡蛋，该打子弹，就打子弹！”
赵纫兰看着李大钊。
“别害怕，纫兰。”李大钊说。（连载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