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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船
■黄亚洲/著
  赵纫兰吼了一声:“回乡下能不能写文章?”
  丈夫一时愣住了。
  赵纫兰问王星拱:“王先生,你知道不知道,今天京山铁路还有路过滦州的火车没有?”
  “晚上可能有,但是说不准。”
  “葆华!星华!”赵纫兰冲屋里喊。她此时的神情像个临阵的将军。“快穿衣服,马上准备出门!当家的,发什么愣呀,快去收拾你的书!王先生,谢谢你了,求你再帮个忙,去胡同口叫辆马车!”
  坐在火车里的李大钊仍旧不安分,他还在为胡适突然抛出的那篇文章烦恼着。
  他买的是三等车厢票,混迹于普通百姓之中。这么做,为的是不引起注意。屁股底下没有一等车厢那样的沙发座,只有长条木板,坐时间长了屁股会疼痛。车窗也窄,不像一等车厢那样挂有绿呢子和乌纱做的两层窗帘,但是孩子们依旧很兴奋,一直趴在车窗上看窗外黑咕隆咚的田野以及偶有的灯光。
  李大钊小声对妻子说:“胡适是在号召学生回书斋去,他这么提倡,实在不合时宜!”
  “别说话,求求你!你这两撇胡子,谁都能认出你!”
  李大钊不说话了。妻子的警告是对的。李大钊看看对座,对座是一个一直在打瞌睡的脚夫模样的苦力,光着一双脏兮兮的黑脚板。脚夫旁边坐着的,俨然一位前清遗老,一件暗纹大团花长袍,外套深绛色对襟马褂,也在闭眼打盹。三等车厢是个杂烩之地,什么人物都有。
  李大钊的思绪随眼睛走了一圈,又回到胡适身上来了。这位翻译过《北京市民宣言》的胡大教授,如今宣的是什么言?
  “军阀拼命用铁锁关学生,胡适也拼命用铁锁关学生,两者比较,异曲同工!”他又喃声说。
  赵纫兰发现此时有警察挤入车厢,再容不得细想,立即拿起一块花头巾将李大钊的脸整个儿裹住。
  “这是干吗?”
  “闭嘴!乖一点!”赵纫兰虽是乡村女子出身,但紧要时分却能表现出异常的聪慧,这一点很使李大钊钦佩。
  回到家乡昌黎之后,赵纫兰又催促他早日把文章写完,不让贪玩的孩子整日缠住爸爸。赵纫兰对丈夫说:“既有鱼刺卡了喉咙,先生就早日吐了它吧!”
  李大钊于是言辞犀利地写下了《再论问题与主义》一文。他觉得这个问题不争辩清楚,青年将无所适从。问题与主义之争,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过程中出现的第一次重要的思想论战。
  李大钊一清早就去投了邮。他把这篇文章直接寄给胡适。李大钊走出邮政所,深深吸了一口气,他觉得昌黎的空气真舒坦。
  轻易不激动的胡适教授这一回显得分外激动,他那双擦得油亮的棕色皮鞋不停地敲打着青砖地面。
  “我马上发他的文章!我这一期就发!好家伙,《再论问题与主义》,像是要把我衣服一件件扒光了一样!我把它发在《每周评论》第三十五期上,君子坦荡荡,我马上就发!”
  周作人好长时间才弄明白是怎么回事,并且仔细看了这一份寄自河北的手稿。
  “守常之言,似也有他的道理。”矮个子的周作人慢吞吞地说。
  胡适还是激动,激动得声音都变了调:“他有他的道理,我自然有我的道理!我的衣服质地紧密,他轻易是扒不掉的!守常敢写《再论问题与主义》,我就敢写《三论问题与主义》《四论问题与主义》,世上什么道理我都可以不信,我只相信真理之灯越拨就会越亮!”
  胡适绝对是个不认输的人。他认为青年人研究问题比研究主义强一百倍。李大钊净唱高调。
  周作人看见胡适的脸涨如猪肝,一个劲儿摇头:“你们一个河北人,一个安徽人,顶起牛来,都像我们浙江绍兴人。”
  李大钊坐在床头,一时没有睡意。可能是电力不足之故,电灯泡的昏黄犹如老年人的瞳孔。
  自暑假结束之后,眼见得形势平静了些,抓捕之风略敛,李大钊遂带家小自昌黎返回了京宅。叫李大钊揪心的是,陈独秀仍旧寝食于铁栅之中。两天前他邀高君曼带着黑子和喜子来后闸胡同吃了一顿饺子,但他的宽心话说得再多,也没能止住君曼嫂子的泪水。
  李大钊决意去探视一次陈独秀,妻子很赞成。妻子说,我陪你去。
  这会儿赵纫兰进房了,坐上床头,手脚麻利,把煮熟的鸡蛋一个个往篮子里装。
  “一个‘工’字,一个‘人’字,合在一块,就是一个‘天’字。”李大钊若有所思,“工人,就是天。我们在天底下走,往往看地不看天。就是看着天吧,也没一回看得明白。我们对工人的境遇实在了解太少。而说到底,革命,变天,就是变工人坐天下!”
  “这也是那个俄国人说的话?”妻子问丈夫,“俄国人能知道一个‘工’字、一个‘人’字,就是一个‘天’字?”
  (连载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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