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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商史话
清道光十八年（1838）山东和陕西两省的巡抚上奏的折子上说：“西北诸省陆路多而水路少，商民交易势不能尽用银桩；现钱至十千以上，即须马驮车载，自不若钱票有取携之便，无盘运之烦，甚便于民。”当时，陕南“汉中、兴安两府铺户较多，间有行用钱票者，亦因换钱较多，不变负载，付以票据，以凭取用，与现钱交易无异，尚无大弊”。除了私人钱庄，清咸丰三年（1853）在西安设立官钱铺，后改名为宝陕局。咸丰八年（1858），陕西巡抚上奏了一起官员以宝陕局名义监守自盗挪用公款的案件：“宝陕局委员、知县李应诏，未入流李洵监铸，匿报七万余串，亏短本钱五万余串，官钱铺委员郭延椿管理铺事，未入流王迎科挪移官项，伙开私铺，陕抚曾望颜奏请监守自盗例治罪。”随着钱庄弊端的大量出现，清光绪十二年（1886）年底清廷撤销了官钱铺。这一决定，给商业经济带来了一定的影响，但却促使一种以汇兑业务为主的新金融态——票号的应运而生。陕西的票号大多是山西商人票号的分号。道光三十年（1850），山西著名的日升昌票号就在西安设有分号；咸丰九年（1859），蔚丰厚票号也在西安开分号。其时，西安与全国各地票号间的资金汇兑业务频繁，西安与京都、天津、苏州、汉口、扬州等地的业务往来频繁。
好花不常开，好景不常在。
自道光二十年（1840）鸦片战争爆发后，清政府被迫签订《南京条约》等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外国商品大量涌入中国内地，中国传统的家庭手工业相继破产，延续了2000多年的自然经济在外来商品经济的冲击下开始解体，民族资本主义在艰难中开始孕育。在这样的背景下，陕西商业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大萧条。扼住陕西商业咽喉的，有四条绳索：一、清政府摊派的战争赔款。咸丰十年（1860）《中英北京条约》签订后，陕西被分摊白银30万两；光绪二十七年（1901）《辛丑条约》签订后，陕西当年分摊白银60万两。长期的摊派和筹款，让陕西商人、农民苦不堪言。二、清政府搜刮民脂民膏镇压农民起义。同治元年（1862）五月太平军进入陕西时，关中东部爆发起义，波及关中、陕北各地。清政府调动陕西、湖北、河南等省军队围剿，战争持续12年，民众死亡约50万人。兵燹之后，全省人口减少了300万人，渭河两岸自宝鸡至潼关“八百里秦川”旷地数千顷，整个商业链条风雨飘摇。三、陕西接连出现干旱等天灾。在光绪年间，陕西30年内连遭两次大旱，商业经济备受摧残。光绪三年（1877），夏粮产量只是常年收成的一成，随后秋粮歉收、小麦无法入种。翌年，陕西有49个厅、州、县发生严重旱情，不少地方发生了人吃人的惨剧；光绪二十七年（1901），陕西持续大旱，大荔、米脂、横山等地每石粮食由白银五两涨至十五六两，哀鸿遍野。四、大量外来商品进入陕西市场。以棉布为例，大量的洋纱洋布不断进入陕西，本土棉农的土纺、土布等商品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冲击。据光绪年间刘光贲《烟霞草堂文集》载：“陕西当同治时，岁销广布值银四百万两，今不及百万，洋布盛行，银泄于外也。”此外，以往种植“土花”“茧花”“布花”等亚洲棉的陕西，在光绪后期逐渐改换种上了以“洋花”为主的美洲棉。
在这样的现实条件下，失去了明朝“食盐开中”“茶马交易”那样扶持政策的秦商，也就失去了在盐业、茶业、皮革业等几大支柱性商业领域继续蓬勃发展的历史机遇。从清末一直到民国时期，随着西方列强的不断入侵和国内官吏的腐败加剧，失去政策扶持的秦商纷纷回归本土，在一些富有地方特色的领域里经商，基本处于一种保命的状态。这一时期，秦商经营的领域主要体现在餐饮、中草药、挂面、绸缎、宫灯等带有浓郁地方特色的传统商业领域。比如，依托秦巴山脉的中草药资源优势，很多秦商在医药领域大显身手。五味什字作为西安城的药材市场，元代叫“药市街”，因百姓嫌叫“药”不吉利，就改为五味什字。清末至民国初年，五味什字药材汇集，生意兴隆。据《碑林文史资料》记载，这里曾开设有藻露堂、复元成、树仁堂、万年堂、敬元堂、敬信堂等多家中药店。其中，最负盛名延续时间最长的，数五味什字东北口的藻露堂。藻露堂创建于明代晚期的天启二年（1622），比1669年的同仁堂还早了47年。藻露堂的药材选料地道、制作精细、疗效显著，赢得了患者的赞誉，成为西北家喻户晓的老字号，就连秦腔《白先生看病》中都唱道：“人丹宝丹无极丹，藻露堂的培坤丸。”除了西安的藻露堂，当时有名的药商药号还有阎辅炽在周至办的“广育堂”药店，姚竹琴在汉中开的“镒盛堂”药店，李乡亭在汉中的“公兴大”药铺，张秀珊的耀州“济明眼药膏”……从唐朝开始，西安城南三兆村附近的居民，就根据从曲江池畔皇家灯会上看到的宫灯样子，在家中仿照宫灯制作花灯并拿到街市去销售。清朝至民国时期，三兆成为一个以售卖药材、食盐、布匹及日用品为主的集市，秦岭山民前往西安东、南关多取道于此，东边鸣犊酒铺的商贩也涉浐河而来。远道而来的人不忘带回些三兆的特产，比如春节的花灯、夏天的西瓜、祭奠用的烧纸。
在清末民初秦商经营的传统产业中，最出名的要数服务于众多饮食男女的餐饮业了。如冯克昌创办的西安饭店、李芹溪的曲江春酒楼、小李的德懋恭水晶饼、樊炳仁的樊记腊汁肉店、何乐义的春发生葫芦头泡馍馆、孙广贤的老孙家羊肉泡馍馆、张文祥的同盛祥羊肉泡馍馆等都很有名。
（连载71）
好花不常开，好景不常在。
自道光二十年（1840）鸦片战争爆发后，清政府被迫签订《南京条约》等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外国商品大量涌入中国内地，中国传统的家庭手工业相继破产，延续了2000多年的自然经济在外来商品经济的冲击下开始解体，民族资本主义在艰难中开始孕育。在这样的背景下，陕西商业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大萧条。扼住陕西商业咽喉的，有四条绳索：一、清政府摊派的战争赔款。咸丰十年（1860）《中英北京条约》签订后，陕西被分摊白银30万两；光绪二十七年（1901）《辛丑条约》签订后，陕西当年分摊白银60万两。长期的摊派和筹款，让陕西商人、农民苦不堪言。二、清政府搜刮民脂民膏镇压农民起义。同治元年（1862）五月太平军进入陕西时，关中东部爆发起义，波及关中、陕北各地。清政府调动陕西、湖北、河南等省军队围剿，战争持续12年，民众死亡约50万人。兵燹之后，全省人口减少了300万人，渭河两岸自宝鸡至潼关“八百里秦川”旷地数千顷，整个商业链条风雨飘摇。三、陕西接连出现干旱等天灾。在光绪年间，陕西30年内连遭两次大旱，商业经济备受摧残。光绪三年（1877），夏粮产量只是常年收成的一成，随后秋粮歉收、小麦无法入种。翌年，陕西有49个厅、州、县发生严重旱情，不少地方发生了人吃人的惨剧；光绪二十七年（1901），陕西持续大旱，大荔、米脂、横山等地每石粮食由白银五两涨至十五六两，哀鸿遍野。四、大量外来商品进入陕西市场。以棉布为例，大量的洋纱洋布不断进入陕西，本土棉农的土纺、土布等商品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冲击。据光绪年间刘光贲《烟霞草堂文集》载：“陕西当同治时，岁销广布值银四百万两，今不及百万，洋布盛行，银泄于外也。”此外，以往种植“土花”“茧花”“布花”等亚洲棉的陕西，在光绪后期逐渐改换种上了以“洋花”为主的美洲棉。
在这样的现实条件下，失去了明朝“食盐开中”“茶马交易”那样扶持政策的秦商，也就失去了在盐业、茶业、皮革业等几大支柱性商业领域继续蓬勃发展的历史机遇。从清末一直到民国时期，随着西方列强的不断入侵和国内官吏的腐败加剧，失去政策扶持的秦商纷纷回归本土，在一些富有地方特色的领域里经商，基本处于一种保命的状态。这一时期，秦商经营的领域主要体现在餐饮、中草药、挂面、绸缎、宫灯等带有浓郁地方特色的传统商业领域。比如，依托秦巴山脉的中草药资源优势，很多秦商在医药领域大显身手。五味什字作为西安城的药材市场，元代叫“药市街”，因百姓嫌叫“药”不吉利，就改为五味什字。清末至民国初年，五味什字药材汇集，生意兴隆。据《碑林文史资料》记载，这里曾开设有藻露堂、复元成、树仁堂、万年堂、敬元堂、敬信堂等多家中药店。其中，最负盛名延续时间最长的，数五味什字东北口的藻露堂。藻露堂创建于明代晚期的天启二年（1622），比1669年的同仁堂还早了47年。藻露堂的药材选料地道、制作精细、疗效显著，赢得了患者的赞誉，成为西北家喻户晓的老字号，就连秦腔《白先生看病》中都唱道：“人丹宝丹无极丹，藻露堂的培坤丸。”除了西安的藻露堂，当时有名的药商药号还有阎辅炽在周至办的“广育堂”药店，姚竹琴在汉中开的“镒盛堂”药店，李乡亭在汉中的“公兴大”药铺，张秀珊的耀州“济明眼药膏”……从唐朝开始，西安城南三兆村附近的居民，就根据从曲江池畔皇家灯会上看到的宫灯样子，在家中仿照宫灯制作花灯并拿到街市去销售。清朝至民国时期，三兆成为一个以售卖药材、食盐、布匹及日用品为主的集市，秦岭山民前往西安东、南关多取道于此，东边鸣犊酒铺的商贩也涉浐河而来。远道而来的人不忘带回些三兆的特产，比如春节的花灯、夏天的西瓜、祭奠用的烧纸。
在清末民初秦商经营的传统产业中，最出名的要数服务于众多饮食男女的餐饮业了。如冯克昌创办的西安饭店、李芹溪的曲江春酒楼、小李的德懋恭水晶饼、樊炳仁的樊记腊汁肉店、何乐义的春发生葫芦头泡馍馆、孙广贤的老孙家羊肉泡馍馆、张文祥的同盛祥羊肉泡馍馆等都很有名。
（连载7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