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商是一支重视教育、家风优良的队伍。党家村的子弟，先后考取了5个举人和44个秀才，而且半数以上的经商人家通过考试和捐赠获取功名。最有代表性的是党蒙，考中进士后被慈禧点为翰林，今存党家村中的“福”字，就是他请慈禧题写的。为营造更好的教育氛围，激励子弟们努力诵读，村里修建了一座六层高的文星阁，文星阁高37.5米，周长19.5米，外形是六层、六面、六角形，第一层供的是孔子，第二层是“大观在上”，第三层是“直步青云”，第四层是“文光射斗”，第五层是“云霞仙露”，第六层是“笔参造化”。此外，在村东哨门和西哨门外、关帝庙前、泌阳堡上二门祠堂前各建“惜字炉”，所有写有文字的废纸，要送到这里来焚化。同时，为使优良的家风能世代相传，村里几乎家家都有重视品德修养和读书的门庭家训，要么刻在厅房大门外的照壁，要么刻在厢房的山墙上。
　　清朝末年及民国初年的战乱，成为影响党家村生意的一个致命要素；随后，京广铁路开通了，火车的汽笛声很快就盖住了唐白河上货船的水声，这成为影响党家村人在河南生意的另一个致命要素。看着局势越来越不妙，党家村人感到不能再在河南待下去了，他们陆续回到韩城老家，过起了安守祖业的太平日子。
　　穿越历史的云烟，党家村的商业史其实就是一部大清王朝的兴衰史——
　　1654年，康熙诞生，党家村商人“下河南”；
　　1662年，康熙登基，党家村商号挂牌；
　　清朝鼎盛，党家村生意声震天下；
　　1912年，清朝灭亡，党家村生意衰败。
　　第十五节泾阳姚家
　　清朝末年民国初，南院门一带是西安最繁华的商业区，许多达官贵人、商贾富豪都在附近购置宅院。因为这里太喧嚣了，所以对面的卢进士巷，成了富商大户的首选。
　　北接南院门、南连五岳庙街的卢进士巷，是一条幽静的小巷。站在巷口，一眼就能将这条长342米、宽仅5米的小巷望到头。据《明清西安词典》载，卢进士巷在原唐长安皇城太常寺处，唐末新城建成后逐渐成为居民坊。后来，一位学问很好的卢姓进士住到这个巷子，他的很多弟子也先后搬到老师的周围住，小巷遂得名卢进士巷。1966年，卢进士巷改名为芦荡巷。
　　著名的姚家大院，位于芦荡巷南段40号。这座清代院落，修建于咸丰年间。它的第一任主人，并不是姚家人。1926年，第一个姚家人的身影开始出现在这座院落里，他就是富甲一方的儒商姚文青。那时候，这座占地三亩、坐西朝东的大院落，门口摆放着一对高大威猛的石狮，还有一对硕大的石鼓，比现在要气派很多。尽管不知道最初主人的姓名，但大致可以推断是一个清朝的将军。
　　姚家是泾阳的四大富户之一，姚文青是姚家第九代传人，他是姚家大院的购买者和建造者。他虽然出身书香门第的望族人家，但却是个苦命人。因为从小父母双亡，他是伯母一手抚养成人的。随着知识的积累和年纪的增大，从小就喜欢读书习文的他，对清政府的腐败无能深恶痛绝，在少年时就立志“实业救国”。在就读三原甲种工业学校时，他结识了一位难得的良师益友——于右任。受于右任民主思想的熏陶，本来学工科的姚文青，毅然放弃了“实业救国”的梦想，进入北京大学改学中文。
　　遗憾的是，他并没有在未名湖畔完成大学学业。作为姚家庞大产业的唯一继承人，他辍学回家步入商界，挑起一家之主的重担。
　　清朝末年民国初时，一种糜烂的生活方式席卷了中国，很多乡镇的富家子弟染上了抽着大烟赌博的恶习。这种情况，让经常在外跑着做生意的姚文青很是担心。为防止姚家子弟被感染，身为家主的他做出决定：离开泾阳社树老家，举家搬迁到西安双仁府。来到西安后，姚文青在西安城购置了几处房产，位于芦荡巷的姚家大院就是其中的一处房产。
　　姚文青买下这个院子时，只有三进四合院的南院，后来他又续建了三开间三进的北院，使之成为一个占地三亩的气派府邸。这样，南院就成为内宅和待客的场所，北院则是女眷休息和姚文青的书房之地。在名为吟风叙雨轩的书房里，当时举足轻重的于右任、吴宓等文化名流都是常客，他们常常在杯盏交错间议论国事，在谈笑风生间畅谈人生。
　　如果不是因为后来发生的那件事，姚家可能会一直在这里住下去。
　　促使姚文青下决心再次搬家的，是缘于一次军阀的敲诈和恐吓。从1928年春末起，有92个县的陕西，县县都滴雨未降，夏粮绝收，秋粮无法下种，饥饿的灾民从1928年冬天起，开始规模空前地逃荒。据统计，在这场大饥荒中，陕西出逃的灾民和被卖出的妇女儿童，多达78万人。为帮助政府应对这场灾难，姚文青捐款5000大洋买粮食赈灾。陕西一个军阀头子借急需用钱的幌子，狮子大张口地向姚文青索要数量巨大的赈灾款，并扬言“不给钱，就把老婆娃娃扣押在西安”。正在四川藏区做茶叶生意的姚文青听到威胁的话后，一口回绝了对方的威胁。然后，他紧急发电报给家属和其他亲人，让大家赶紧离开。此后，姚文青扶老携幼地将家迁到南方，后又迁到四川雅安。
　　（连载6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