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5年秋，父亲花光了家里所有积蓄，从三十里外的县城扛回了我们村第一副架子车轱辘。村里人像观摩一头误入的非洲大象一样围观着这个令人羡慕的怪物！趁父母亲不在家的一个晌午，由大哥提议，我们兄弟仨偷偷地将这“宝贝”从自家那个烂土窑黑旮旯里推出来，轮流着在生产队的打麦场闹着玩，满头大汗，忘乎所以。过了半个时辰，我们的诡计便被父母侦破。我们轮个挨了一次饱打，母亲用一块新毛巾一遍遍心疼地擦净“宝贝”轮胎上的土，一边神态严厉地告诫我们：“这是救命的爷，不是弹弓！”听着母亲的责骂，我们再也不敢惹这个“爷”了。
　　随之，应接不暇的借车和反借车纠纷，在我们家持续不断地上演。车被借用、征用的次数不计其数，我家的生产、生活，邻里关系的正常节奏和秩序全乱了，一家人被深深地掩埋在了由车掀起的风口浪尖和旋涡里……1977年，随着供销社主任的小子推回一辆红旗牌自行车，我们家由架子车所衍生的优越感也消失殆尽，回归了应有的本真。
　　1978年，大队里买回一台链轨式拖拉机和一台55轮式拖拉机，一台用于修水保，一台用于犁地。每当拖拉机声响起，我们一群孩子就尾随着，在路上、在正被机器耕作的农田里疯跑，凑热闹，看稀奇，仿佛“四化”马上就会到来一样。
　　1979年，出县拓宽公路从我们村经过，一辆喷着黄字的绿皮大卡带着邮包从县城直发省城西安，早出晚归。我们一群还不谙世事的孩子有了新欢就忘了旧情，抛弃拖拉机，满路地追着邮车往前跑，一不小心，跑到山的边上，伸长脖子，探着脑袋往山外望，好家伙，“世事”全在山外边！“长大当村长”，这脑海里萦绕了近十年的念头突然间就土崩瓦解了。坐绿皮车出山，闯大世界，成了藏在心里的秘密……
　　1980年，在追邮车来回奔跑半年之后，有了出县的班车，解放牌六轮大卡不带篷子的那种，载人如载物，摇摇晃晃，村民出家时新装俏丽，进山时灰头垢脸，衣服上弹不净的灰尘土渣。一天一趟，一趟二十多人，配额限制，全是站票，资源有限，一般人坐不上也坐不起，紧急病人、参会领导、办事的干部才能坐。一天，外祖母点着一对三寸金莲，在土窑里打转转，我很好奇，不敢问。七弯八拐才弄清，熟人挤了指标，外祖母要去西安逛钟楼哩。我的心好像被戳了个窟窿，我也想坐班车、去西安！
　　1985年，我小学毕业，以优异的成绩被县城最好的中学跨地域录取，算是人生一次小小的鱼跃龙门，家人高兴，邻里羡慕。开学是八月，秋伏正酣，没钱坐不起班车，我和大哥一根扁担抬着被褥干粮，花了四个小时才量完通往县城的公路，汗流浃背却满心欢喜地跳出了人生第一个驿站。在上初中的三年里，在学校与家的这条道路上，我与班车邂逅了无数次，却从没有幸福地乘坐一次！1989年10月，上高中的我因一篇暑期征文获奖意外地被老师领着去宝鸡人民广播电台领奖。领完奖，老师将我带进火车站站台，我平生第一次将火车图片与实物联系在了一起，而且在宝鸡街道美美地饱了一次眼福——北京吉普、桑塔纳、公交面包等等，车水马龙的景象，叫我好不激动。虽然我当时还只是一个极其普通的中学生，几乎没见过大世面，但我已经嗅到各行各业正在发生变化的美好气息……
　　如今，无论你走进哪座城市、哪个小区、哪个乡村，车已不再是什么稀罕物。即便在农村，买一瓶酱油、添一个配件，车钥匙一拧，一溜烟跑个来回更不在话下。
　　改革开放40年，变化真是翻天覆地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