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种地了？政府给咱一亩地补贴那么多钱呢，你们感觉合适吗？你们见过哪朝哪代种粮不缴税，还给补贴良种的？”前几年，年逾七旬的父亲仍“倔强”地热衷种地。
　　一粥一饭汗珠换，父亲的粮仓是我们家庭生活的晴雨表。
　　三间瓦房、两孔窑洞，是童年时期我对家的全部印象，就这样，当时我们家还算村里家境比较殷实的。三间瓦房全是结实的木板楼，躺在炕上，头顶楼板的木头纹理清晰可见。最令我们自豪的是，我家粮食不用像有的人家堆在地上用席子围成圆柱形垛子，我家粮仓在楼上。
　　将当年新晒的麦子扛到楼上去，对年幼的我来说是一项异常艰辛的任务。而我家，自从有了瓦房，粮食年年就在楼上存放。从晒场拉回来的麦子，父亲将一袋分成两袋，母亲将袋子从底部用力托起，父亲牙关一咬，额上青筋暴起，他用力一甩，半袋麦子就稳稳地落在肩上，再一级级爬上吱呀作响的木梯。梯子有两米多高，父亲一手扶着梯子，一手拽着肩上的麦袋，踩在梯子上的脚微微地在颤抖。一会儿，就听见倾倒麦子的哗哗声。年幼的我只记得当时父亲整个背心像从水里捞出来的一样，身上更是不用说了。
　　黑乎乎的楼上，是我最不愿意去的地方，几十年过去了，父亲背粮食上楼的身影却从来不曾忘记。借着房檐和楼梯口射进来的一点点光亮，我看到了一个负重者佝偻着身子，从楼梯口一步一步挪过来的身影。当时，我虽然看不到父亲的面容，却能清晰地听到他粗重的喘息声，感受到他每挪动一步，楼板就发出咚咚的巨大声响。哗啦啦——直到听见倾倒麦子的声音，我紧绷着的心才放了下来。父亲用手在脸上抹了一把，然后顺势一甩，汗滴洒落在楼板上。
　　12亩地的麦子，经过挥汗如雨的劳作，几天内就被父亲一个人扛到了楼上。“唉！若再盖三间房，粮食就不用上楼了！”刚扛完粮食上楼，坐在房檐台石头上抽旱烟的满身是汗的父亲喃喃自语道。
　　我12岁那年，父亲终于圆了他再盖三间瓦房的梦，看着那个漂亮干净的粮食储藏间，父亲满意地笑了，再次点着了旱烟。
　　让我们没有想到的是，土筑的房屋内，老鼠肆意横行，将白花花的粮食弄得满地都是，买毒鼠强、粘鼠纸，用老鼠夹子……父母想了种种办法来对付老鼠，但还是有不少粮食被啃食，父亲手捧被啃烂的粮食，眼神透出痛惜和无奈。
　　上世纪90年代初，生活宽裕的乡亲们纷纷搬迁到新宅基地居住，生意亏损的父母倾尽财力才盖起了一座平房。但我们姊妹众多，还是没能留出专门的房间来储存粮食，每年都将一袋袋粮食堆在厨房。每逢周末，我们姊妹几人围在厨房，逼仄的厨房就更显得狭小。逢年过节来亲戚，那一堆粮食似乎就有点多余。厨房临时当粮仓，这种情况在我家持续了许多年。到了冬季，没有院门的我家，只好养了一条狗来看家，其实主要是为了看护那些珍贵的粮食。
　　我刚参加工作那年暑假的一天，天降大雨，迷迷糊糊中只听父亲大叫一声，“不好，水进去了！”我急忙爬起来，天上的闪电过后，我看到父亲手拿铁锹站在雨中疏通雨水，高于我家院子的街道上雨水横流，不断向院子涌来，打着漩涡的雨水倒灌进厨房，我看到父母惶急而无助的眼神。第二天，三千多斤粮食被一袋袋地搬出来，最底下被雨水浸泡过的麦子必须晾晒。一百多斤的麦口袋，父亲和母亲各抬一头，一步步艰难地挪到粮仓外的空地上晾晒。母亲佝偻着身子，吃力地抬起一角，汗水滴落在地上，我冲上去，推开母亲，也不知哪里来的力气，我和父亲一下子就抬起了袋子，父母用近乎呵斥的声音竭力阻止我，但我哪肯放手。那时我知道，流汗比流泪更能让自己安心。
　　2000年初，富裕了的乡亲们再次掀起修建宅院的热潮。父亲不甘示弱地在前院又盖起了三间砖房。洁白的瓷砖、新式的门窗、红色的地砖，有几分像老北京的四合院。这次，我们家终于有了真正意义上的粮仓——十几平方米的一个大房间。在快捷高效的机械化耕作下，我已经不再为三夏大忙而揪心了，粮食不上楼更让我省心了许多。一袋袋粮食在专门的粮仓内摞得整整齐齐，屋里屋外全是光溜溜的水泥地面，抽着旱烟的父亲笑得合不拢嘴。
　　“爸，咱家的地我想叫别人租种，人家发展多种形式的适度规模经营呢。”“好，连片种植，势在必行，咱不拖乡亲后腿，我和你妈每月有养老保险，看病也不花大钱，不种就不种了吧！”看来，父亲想通了。
　　两年前，父母进城居住。衣食无忧的父母从此脱离了土地，粮仓也就闲置了起来。如今，和父母同住一个小区，看到父母餐桌上日日变换花样的饭菜和果盘里不断更新的时令水果，我意识到：父亲的粮仓又搬到了超市。
　　是的，那些和父母一样流过泪、淌过汗的农民，走出了田间地头，分享着城镇化带来的幸福生活。家庭粮仓可能会逐渐退出历史的舞台，但它曾经发挥的作用不会被忘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