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我三岁，还不记事儿。1982年，我七岁，清楚地记得，下地干活回来的母亲一脸兴奋。当时不清楚什么叫“包产到户”，现在回过头来看才知道，那是1982年中央“一号文件”的出台，给人们带来的喜悦。
　　在那之前，年幼的我偶尔也会跟随母亲下地干活，大家在一起摘棉花、除草，到时间了，大家说笑着回到公社登记工分，天天像上班一样。但自从1982年开始，母亲去地里干活的时间很长，我基本上白天见不到她。早上天不亮，母亲就骑着父亲买的凤凰牌28自行车去地里干活了，那辆自行车也是当年的稀罕物，是在外地工作的父亲攒了很久的钱，要了指标才给母亲买的。记忆里还有一样稀罕的物件儿是一个半导体收音机。父亲在外地工作，心疼母亲一个人种着全家12亩田地。母亲早出晚归，刚上学的我几乎见不到她，只有放忙假跟着去田间地头，才知道母亲的辛苦。天黑黢黢的，母亲用大塑料桶装好前一晚凉好的白开水，包几块干粮，从咸菜缸里捞块咸菜疙瘩，用黄挎包装上半导体收音机，在月色中就去地里干活了。母亲好强，她不允许自己种的庄稼长得比邻居家的差。土地是公平的，你下多大力气，它就有多大回报。中午，太阳升在头顶时，也正是母亲抽空吃午饭的时间。所谓的午饭，也不过是那几块干饼子就咸菜，最后再喝点白开水，最开心的时刻便是大家围坐在地头的树荫下，一边吃一边听评书，什么《杨家将》《夜幕下的哈尔滨》等，都是那时候最爱听的。
　　1984年8月，九岁的我随父亲来到他工作的地方，从山东老家出门，姑父先用毛驴车把我们送到镇上，我们准备再坐汽车到火车站。镇上的汽车一天就一趟，好不容易挤上车，在闷罐一样的汽车里，爸爸怕挤到我，叉开双腿，用力挡出一个小空，让我蹲在地上抱着他的双腿，就这样摇了三四个小时才到了火车站。为了买到火车票，我们借住在当地一个亲戚家，等了两天才坐上火车，坐了近30个小时才到了宝鸡的蔡家坡。下了火车已是深夜，临时歇脚，住在火车站旁边的一个小旅馆，因为是平生第一次住店，对当晚的记忆颇为深刻：一个很大的房子住着十几个人，父亲和我挤在一张小床上，周围的呼噜声、猪贩子买的小猪在蛇皮袋子里的哼哼声此起彼伏。可能因为坐火车时间太久、太累，我迷迷糊糊就睡着了。一觉醒来，跟着父亲跑到附近公司的办事处，搭上一辆拉煤的大卡车，又颠簸了一个小时，才到了父亲工作的地方疙瘩沟。过了两个月，母亲将自己种的棉花卖完后也来和我们团聚了，一家人挤在一个20平方米的单间里，当时的感觉很幸福。母亲用她卖棉花的1000多块钱置办了家里的所有“大件”：高低柜、写字台、大衣柜，那是母亲最满意的成就。
　　从小到大，留在记忆里的事情都是快乐的。1989年，我们再次回到山东老家，家乡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汽车变多了，马路变宽了，连回家的路都因为火车提速变“短”了。那时，爸爸把70多岁的奶奶从山东老家接到了宝鸡和我们一起住，经历过旧社会、裹着小脚的奶奶最爱说的一句话就是：楼上楼下，电灯电话，牛奶面包。这是她对美好生活的全部想象。来到宝鸡的疙瘩沟后，奶奶时常坐在楼上的走廊里绣鞋垫，偶尔停下手中的活计，发发愣。记得那时奶奶最爱说：现在的日子真好啊，饿不着，冻不着，要吃有吃，要穿有穿。后来，奶奶梦想中的生活真的实现了：住上了高楼，用上了电话，牛奶面包也不是奢侈品了。
　　也是从那时候起，生活在以我们无法想象的速度发生着改变。1995年，我参加工作上班了，家里的日子也好了许多。记得我第一个月的工资是178元，专门给了80多岁的奶奶20块钱零花钱，奶奶高兴得合不拢嘴，她说：真好，我都享上我孙女的福了。
　　2002年，我有了自己的家。那次领着90多岁的奶奶来我自己的小家看看，因为是第一次坐电梯的缘故，奶奶如孩子般兴奋，站在高高的楼上向下俯视，老人家不停地说：“现在的人真能啊，站在个盒子里，一下子就能上到这么高的地方。”
　　日子就这样一天天发生着变化。2018年9月，我们还在津津乐道一部手机就能搞定好多事情时，全新的支付方式又将诞生，出门付款连手机也不用了，生物识别加信用支付的方式应运而生，将使我们进入到一个更加便捷的信息时代。
　　想想自己九岁时挤长途汽车来陕西的日子，再看看坐在自家车里玩着手机的孩子，听着交通广播里正在播放的歌曲《春天的故事》，让我陷入了深深的回忆之中。歌声在耳边回荡，那场春风吹绿了神州大地，那场春风吹响了全国人民奔向幸福生活的号角。这一路走来，无论国家，无论小家，我们都是在那场春风里长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