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80年代，甘肃作家邵振国的短篇小说《麦客》，让麦客这一职业被世人所熟知。
　　陕西的关中平原，号称八百里秦川，民风淳朴，脚下的黄土深厚肥沃，气候四季分明，盛产小麦，也有人称之为“关中大粮仓”。麦黄时节，是龙口夺粮之时。小麦成熟后，最怕大风和雷雨，特别是连阴雨。如果遇到连阴雨，小麦就会长芽，便吃不得了。如果这样，农民大半年的辛苦就白费了。所以，在麦黄时那几天，收割、碾打、晾晒，最需要天气配合，也最需要人力。甘肃天水、庄浪一带的农民，因为自家的小麦还没有成熟，处于“闲天”；也有一些河南的农民，因为小麦成熟早，已经收割、入仓，夏收完毕，他们就成群结队地拥入关中，帮助当地人收割。关中人把他们叫作“麦客”。
　　麦客出外帮人割麦，也最怕雨天没有“生意”，如果没有人请他们，那吃、住就都成了问题。住还好说，夏天嘛，随便哪里都能凑合，但是吃饭可就麻烦了。所以，他们随身都带着干粮。干粮就是用小麦、大麦、豌豆等磨成面，炒熟做成的干面粉。因此，关中人又把他们叫作“炒面客”。
　　在收麦的农忙时节，麦客们来了之后，村民们都会热情地招呼他们。在饱餐之后，主家就带领几名挑选出来的麦客到自家地里，给他们指定地畔之后，麦客们就开始飞快地挥动镰刀。快割完的时候，一般会再管一顿饭，然后计算工钱，送客。
　　小时候，我见到年年都会来的麦客，本想他们大都来自甘肃庄浪一带，应该是从西边过来的，后来才听他们说：早在每年的4月，他们就背上行囊，拿上工具，带着干粮炒面，走出家门，一直向东走。因为小麦是从东边开始成熟的，所以他们要从家里步行二十多天赶到渭南“开镰”，然后再一路向西，一直割到自己家。
　　我在申新纱厂工作时，因为工厂有自己的生产任务，甚至还需要加班加点，所以厂里并不支持夏收。因此，我几乎没有割麦的体验。新中国成立后，在我上大学期间，学校曾动员、组织大家到厂区附近的生产队支援夏收，我这才接触到实实在在的割麦。割麦需要技术，才能割得又快、又干净，麦茬也不高，但技术在其次，主要还在于体力。在割了两三个小时之后，我就腰疼得直不起来，干不了活了。当地农民安慰我说：“慢慢割，歇一歇。对我们这些干了一辈子农活的人来说，也怕割麦。这是所有农活中最累的活儿啊！”至此，我才体会到了麦客们的真“功夫”。
　　1997年，到夏收的时候，我的大儿子在农村。我就想，我也已经退休，不用再考虑上班的事了，就想给儿子搭把手。只要不割麦子，小一点的劳动量，也还是可以的。于是，我和老伴一起回到老家，算是支援夏收。当时，已经有了收割机。收割机的效率高、速度快，省时、省力，人称“铁麦客”。但是，对于新生事物，人们一般有一个从观望到认可的过程。村里几户有大牲口的人家，看了机器收割后，都认为麦茬太高，把本应用来喂牲口的麦草都留在了地里，是一种糟蹋；麦子的收割也不干净，有浪费；还有车轮轧过的地面，会影响秋粮的耕种和生长。因而，他们都不用收割机，还是采用传统的收割方式。儿子年轻，接受新事物快，加之他还有另外的事做，因此节省时间就是第一要求了。他种有五亩地，叫了“铁麦客”一会儿就收完了，装了几十个袋子的小麦就拉到了晾晒场，过了几天，就顺利入仓了。从那几年起，外地的麦客明显少多了，本地的麦客有所增多，收割的价钱也有所提高。
　　2011年夏收，因为儿媳妇要带自己的小外孙，家里就忙不过来。于是我们又回了一次老家。这一次，村里的变化更大了。家里三面临路，都是水泥路面，车辆出入已经不沾泥了。更让我惊讶的是，以前年年随处可见的麦客队伍已经没有了踪影，村民们自己动手割麦子的也几乎没有了。我到家一看，儿子半躺在沙发上，正拿着手机遥控“指挥”。我出村一看，在那一望无际的金黄色麦田里，几辆收割机像小船一样“游动”其间，几乎看不到人影。天气太热，人都躲到阴凉处享福去了。
　　改革开放，使农民的腰包鼓起来了，也有了实力支持机械化生产，颠覆了千百年来传统的耕作、种植模式，极大地提高了农村的劳动生产率，解放了农民的双手，让大家的生活更加幸福。如今，甘肃等地过去相对贫困地区的经济也得到了长足发展，麦客已经成为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