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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船
“在这民族沦亡时刻，我们北大的莘莘学子若再保持沉默，若不奋起抗争，我们也就像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一样，是民族的罪人！”
有人还告诉他，一位姓谢的学生，大约是法科的，当场就裂断衣襟，啮破中指，血书“还我青岛”四个大字。
还有一个学生，叫刘仁静的，惟十八岁，却更是热血灌顶，当场取出一把菜刀，寒光一闪，说要割颈，要以死激励国人抗争，四五个学生拼命抱住他，才夺下了那把菜刀。
会上发言的学生有许德珩，有张国焘，有丁肇青，然后再是大会临时主席、法科学生廖书仑。这位临时主席慷慨激昂地宣布：“同学们，大会作出如下决定：第一，联合各界，一致抗争！第二，立即通电巴黎专使，坚决不在和约上签字！第三，通电全国各省市，定5月7日为国耻纪念日，举行群众游行示威活动！第四，定于5月4日，也就是明天，北京学生齐集天安门，举行学界大示威！”
蔡元培之所以彻夜未眠，独坐鸡鸣，就是他在脑海里一遍一遍地演映着这场风暴。风暴将他的心情卷得很复杂。他知道这场风暴未来的去向可能是天安门，并且会狠狠撞上那道坚固的具有皇家颜色的天安门城墙。
“此次聚会通过两个宣言，大总统也知道了。”傅增湘电话里又说，“警察总监吴炳湘在学生中布置了不少耳目，孑民兄这你也该是明白的。你知道宣言的事吗？”
这两个宣言的手抄件，此刻就摆在校长室的写字桌上。一个是文言的，措辞厚重激烈，许德珩起草。
呜呼国民！我最亲爱最敬佩最有血性之同胞！我等含冤受辱，忍痛被垢于日本人之密约危条，以及朝夕企祷之山东问题，青岛归还问题，今日已由五国共管，降而为中日直接交涉之提议矣。噩耗传来，天黯无色。夫和议正开，我等之所希企、所庆祝者，岂不曰世界中有正义、有人道、有公理，归还青岛，取消中日密约、军事协定，以及其他不平等之条约，公理也，即正义也。背公理而逞强权，将我之土地由五国共管，侪我于战败国如德、奥之列，非公理也，非正义也。今又显然背弃山东问题，由我与日本直接交涉。夫日本，虎狼也，既能以一纸空文，窃掠我二十一条之美利，则我与之交涉，简言之，是断送耳，日亡青岛耳，是亡山东耳。夫山东北扼燕晋，南拱鄂宁，当京汉、津浦两路之中，实南北之咽喉关键。山东亡，是中国亡矣！我国同胞处其大地，有此山河，岂能目睹此强暴之欺凌我、压迫我、奴隶我、牛马我，而不作万死一生之呼救乎？法之于亚鲁撒、劳连两州也，曰：“不得之，毋宁死。”朝鲜之谋独立也，曰：“不得之，毋宁死。”夫至于国家存亡、土地割裂、问题吃紧之时，而其民犹不能下一大决心，作最后之愤救者，则是二十世纪之残种，无可语于人类者矣。我同胞有不忍于奴隶牛马之痛苦，亟欲奔救之者乎？则开国民大会，露天演说，通电坚持，为今日之要着。至有甘心卖国、肆意通奸者，则最后之对付，手枪炸弹是赖矣。危机一发，幸共图之！
另一个是白话的，气势更如火山喷涌，罗家伦起草。
现在日本在万国和会要求并吞青岛，管理山东一切权利，就要成功了！他们的外交大胜利了！我们的外交大失败了！山东大势一去，就是破坏中国的领土！中国的领土破坏，中国就亡了！所以我们学界今天排队到各公使馆去，要求各国出来维持公理，务望全国工、商各界，一律起来设法开国民大会，外争主权，内除国贼，中国存亡，就在此一举了！今与全国同胞立个信条道：
中国的土地可以征服而不可以断送！
中国的人民可以杀戮而不可以低头！
国亡了！同胞起来呀！
“宣言，当然可以。”教育总长电话里的声气又大起来，“然而聚众闹事，甚至于去外交使团所在地滋事，便是大险招啊。若真个招致鲜血涂地，则于学生，于教育界，于国家，都不是好事啊。孑民兄，你也是当过教育总长的，我刚才在紧急会议上挨了警察总监吴炳湘一顿训，又挨了警备司令段芝贵一顿训，钱总理也翻了我好几个白眼，我是感到了压力的，压力很大啊。此事你一定要帮帮忙，既是帮兄弟，也是帮你自家啊！你我去留事小，学生鲜血横流事大啊！”
这最后一句话，很有示警之意。“鲜血”二字，如两下重锤，重重砸在蔡元培的心坎上。
他的一夜难眠，就是在怕这两个字。真的，这两个字，只能涌动在他的学生的心头，而不能流淌在他的学生的脸上。
蔡元培想一想，还是对电话这样答复：“沅叔兄，元培愿如实禀告，如今国难当头，北大学生无法安坐于教室之中，拳拳爱国之心，殊属难得，元培实在不忍心拦阻学生！”
蔡元培停顿了一下。从隐隐约约的口号声分析，学生游行队伍已集合完毕。
“对政府的干预，元培当然也有担心。”蔡元培继续大声说，“作为校长，元培又何尝不想千方百计保护学生？我不忍看到学生流血，更不忍看到学生牺牲，可是也不能出于此种担心，而闷住我们学生的救国呼声！”
说毕，电话啪地搁上。
蔡元培的嘴唇和电话线抖得一样厉害。
片刻之后，他拔腿冲出了校长室。他从来没觉得自己能跑得这样快。
蔡元培跑到学校大门口的时候，气喘得几乎站不住。管门的老校工说：“校长，喝口水！”
（连载6）
有人还告诉他，一位姓谢的学生，大约是法科的，当场就裂断衣襟，啮破中指，血书“还我青岛”四个大字。
还有一个学生，叫刘仁静的，惟十八岁，却更是热血灌顶，当场取出一把菜刀，寒光一闪，说要割颈，要以死激励国人抗争，四五个学生拼命抱住他，才夺下了那把菜刀。
会上发言的学生有许德珩，有张国焘，有丁肇青，然后再是大会临时主席、法科学生廖书仑。这位临时主席慷慨激昂地宣布：“同学们，大会作出如下决定：第一，联合各界，一致抗争！第二，立即通电巴黎专使，坚决不在和约上签字！第三，通电全国各省市，定5月7日为国耻纪念日，举行群众游行示威活动！第四，定于5月4日，也就是明天，北京学生齐集天安门，举行学界大示威！”
蔡元培之所以彻夜未眠，独坐鸡鸣，就是他在脑海里一遍一遍地演映着这场风暴。风暴将他的心情卷得很复杂。他知道这场风暴未来的去向可能是天安门，并且会狠狠撞上那道坚固的具有皇家颜色的天安门城墙。
“此次聚会通过两个宣言，大总统也知道了。”傅增湘电话里又说，“警察总监吴炳湘在学生中布置了不少耳目，孑民兄这你也该是明白的。你知道宣言的事吗？”
这两个宣言的手抄件，此刻就摆在校长室的写字桌上。一个是文言的，措辞厚重激烈，许德珩起草。
呜呼国民！我最亲爱最敬佩最有血性之同胞！我等含冤受辱，忍痛被垢于日本人之密约危条，以及朝夕企祷之山东问题，青岛归还问题，今日已由五国共管，降而为中日直接交涉之提议矣。噩耗传来，天黯无色。夫和议正开，我等之所希企、所庆祝者，岂不曰世界中有正义、有人道、有公理，归还青岛，取消中日密约、军事协定，以及其他不平等之条约，公理也，即正义也。背公理而逞强权，将我之土地由五国共管，侪我于战败国如德、奥之列，非公理也，非正义也。今又显然背弃山东问题，由我与日本直接交涉。夫日本，虎狼也，既能以一纸空文，窃掠我二十一条之美利，则我与之交涉，简言之，是断送耳，日亡青岛耳，是亡山东耳。夫山东北扼燕晋，南拱鄂宁，当京汉、津浦两路之中，实南北之咽喉关键。山东亡，是中国亡矣！我国同胞处其大地，有此山河，岂能目睹此强暴之欺凌我、压迫我、奴隶我、牛马我，而不作万死一生之呼救乎？法之于亚鲁撒、劳连两州也，曰：“不得之，毋宁死。”朝鲜之谋独立也，曰：“不得之，毋宁死。”夫至于国家存亡、土地割裂、问题吃紧之时，而其民犹不能下一大决心，作最后之愤救者，则是二十世纪之残种，无可语于人类者矣。我同胞有不忍于奴隶牛马之痛苦，亟欲奔救之者乎？则开国民大会，露天演说，通电坚持，为今日之要着。至有甘心卖国、肆意通奸者，则最后之对付，手枪炸弹是赖矣。危机一发，幸共图之！
另一个是白话的，气势更如火山喷涌，罗家伦起草。
现在日本在万国和会要求并吞青岛，管理山东一切权利，就要成功了！他们的外交大胜利了！我们的外交大失败了！山东大势一去，就是破坏中国的领土！中国的领土破坏，中国就亡了！所以我们学界今天排队到各公使馆去，要求各国出来维持公理，务望全国工、商各界，一律起来设法开国民大会，外争主权，内除国贼，中国存亡，就在此一举了！今与全国同胞立个信条道：
中国的土地可以征服而不可以断送！
中国的人民可以杀戮而不可以低头！
国亡了！同胞起来呀！
“宣言，当然可以。”教育总长电话里的声气又大起来，“然而聚众闹事，甚至于去外交使团所在地滋事，便是大险招啊。若真个招致鲜血涂地，则于学生，于教育界，于国家，都不是好事啊。孑民兄，你也是当过教育总长的，我刚才在紧急会议上挨了警察总监吴炳湘一顿训，又挨了警备司令段芝贵一顿训，钱总理也翻了我好几个白眼，我是感到了压力的，压力很大啊。此事你一定要帮帮忙，既是帮兄弟，也是帮你自家啊！你我去留事小，学生鲜血横流事大啊！”
这最后一句话，很有示警之意。“鲜血”二字，如两下重锤，重重砸在蔡元培的心坎上。
他的一夜难眠，就是在怕这两个字。真的，这两个字，只能涌动在他的学生的心头，而不能流淌在他的学生的脸上。
蔡元培想一想，还是对电话这样答复：“沅叔兄，元培愿如实禀告，如今国难当头，北大学生无法安坐于教室之中，拳拳爱国之心，殊属难得，元培实在不忍心拦阻学生！”
蔡元培停顿了一下。从隐隐约约的口号声分析，学生游行队伍已集合完毕。
“对政府的干预，元培当然也有担心。”蔡元培继续大声说，“作为校长，元培又何尝不想千方百计保护学生？我不忍看到学生流血，更不忍看到学生牺牲，可是也不能出于此种担心，而闷住我们学生的救国呼声！”
说毕，电话啪地搁上。
蔡元培的嘴唇和电话线抖得一样厉害。
片刻之后，他拔腿冲出了校长室。他从来没觉得自己能跑得这样快。
蔡元培跑到学校大门口的时候，气喘得几乎站不住。管门的老校工说：“校长，喝口水！”
（连载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