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年商鞅变法，采取了“不农之征必多，市利之租必重”的抑商措施。这项措施，几乎延续了2000多年。明朝时，针对商人出台了一种商籍管理制度，规定凡取得商籍的商人的子孙后代，可以在临时户籍所在地参加科举考试。朝廷面向商人子孙开科取士，所以很多商人将这个虽然是临时性的商籍看得比赚钱更重要。生意今天不做明天能做，钱今天不赚明天能赚，可子孙后代的命运一旦被耽搁，那可是永远也无法挽回的呀。因为，山陕商人的势力比较大，大明皇帝就给予了一定的政策倾斜，特别恩准西商子弟不仅可以在扬州就近上学，还每年给了七个可以在扬州参加科举的指标。据《两淮盐法志》记载：“秦晋盐商子弟从明正统戊辰科到崇祯癸未科得中进士的有三十七人；从永乐甲午科至崇祯丙子科得中举人者有八十余人。”还有数据显示，明朝扬州城通过参加科举考试得以金榜题名的秦商后人中，有29人中了进士，有174人考中举人和贡士。
　　扬州城内，林林总总的各地商帮多达十几个，只有西商拿到了商籍。这意味着，在诸多商帮中，只有西商的后代可以在扬州参加科举考试。这下，徽商不干了。为什么要比西商低一等呢？不给商籍，那子弟岂不是连金榜题名衣锦还乡光宗耀祖的可能都没有了吗?气不打一处来的徽商联合起来，在崇祯五年（1632）时给皇帝上书提意见，恳请朝廷赋予每个盐商的子弟都能有就近上学的权利。没想到，皇帝很快就批复下来：同意。这下好了，不管哪个商帮的子弟都可以在扬州读书了。可新问题接着又来了，子弟可以在扬州读书了，但每年特许在扬州参加科举考试的人数没有变，还是七个。这不是要把本来属于西商子弟的蛋糕，硬生生地拿去剁一大块吗？
　　这回，西商不干了。他们联合起来抗议，巧的是扬州知府是山西人，这知府当然胳膊肘朝里拐，不遗余力地给乡党帮忙，“力主其政，此事遂初始”。第一回合，西商获胜。11年后的崇祯十六年（1643），徽商再提老话题，“西人复大喧哗，争讼不已”，但最终也没有个结果，只好不了了之。一直到了清康熙年间，念念不忘的徽商终于迎来了翻牌的机会：朝廷这回是一碗水端平，特许扬州追加七个名额，让徽商每年也能有七个子弟在扬州参加科举。
　　至此，这场闹了近300年的商籍之争，才终于有了结果。商籍之争，对推动秦商成为一代儒商发挥了很大的作用。被誉为“秦腔鼻祖”的康海，就是一个扬州盐商的后人。康海28岁时考中明朝状元，成为明代前七子之一，后因拯救文友李梦阳而被牵扯到宦官刘瑾案。丢官后的康海看开人生，到扬州跟家族亲戚干起了盐商，实现了从状元到盐商的命运大逆转。晚年的康海，回到关中武功故里，依靠从事盐业获取的巨大收益，组建康家班社，终创“康王腔”，成为秦腔的鼻祖。
　　不久，战争来了。
　　1645年5月，清将多尔衮率军南下围攻扬州城，明将史可法坚守城池达半月。城池被攻破后，史可法被俘就义，扬州城大难临头，所有商帮无一幸免，曾经繁华的商业重镇，顿成人间地狱。
　　西商和徽商的拉锯式对抗，就这样在战争的血与火面前，暂时画上了休止符。
　　清廷形势大定后，新帝国再启经济民生的按钮，扬州城再次因两淮盐业的复兴而兴盛。秦商、晋商和徽商间的商业格局，在经过约200年的对抗后，形成了“徽进、陕退、晋转”的局面。起于泾渭之滨，兴盛于广陵故地的秦商，人虽然离开了扬州城，但他们苦心经营数百年的房舍、会馆、商铺、码头、票号、镖局等不动产，连同他们那些扣人心弦的创业故事和顽强拼搏的精神都留在了扬州。这些宝贵的文化遗迹，都成为今天扬州发展旅游业的一个重要条件。
　　从扬州撤出的秦商，并没有消沉，他们头戴皮瓜帽，身披钱褡子，大踏步加入到“秦人填四川”的移民潮中，去书写新的商业传奇和财富神话了。
　　第六节儒商入川
　　在陕西、山西等地民间大规模走西口的同时，明清500多年间还发生了两次中国历史上影响深远的“湖广填四川”移民潮。第一次发生在明朝初年，在四川建立的“大夏”政权被明军所灭后，两湖居民大量入川。第二次则在明朝末年，张献忠占据四川后，大肆屠杀川民，当时的川民“孑遗者百无一二”。清康熙十年（1671），朝廷准许“入蜀屯垦”，大量湖广居民进入四川。这次移民运动历时约105年，被称为第二次“湖广填四川”。此外，清朝初年还出现了“秦人填四川”的移民潮，加之当时很多陕西商人撤掉了在扬州的资本，改道进入四川去谋求更大的商业发展。于是，下四川的陕西商人成为一道川流不息的独特风景。
　　陕西与四川相隔一座秦岭，两地自古商业交流活动频繁。秦岭不仅是黄河和长江的分水岭，也是陕西和四川两地一道重要的地理分界线。
　　（连载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