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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商史话
柏家人出门查账收钱，只吃自家饭、住自家店，走到哪里都有自己的门号。泾阳县桥底镇柏家村，至今还保存着一通泾阳柏筱余先生纪念碑，上面记录着“大簸箕柏家”美誉的由来：每年年关，全国各地的分店掌柜纷纷怀揣账本，押着马车、驮着银两到柏家来报告一年的收成，收益颇丰的柏家老掌柜就招呼下人，用大簸箕端着银锭往地窖里送。
明清500多年间，棉花彻底改变了社会的结构。那时几乎每家每户都有一台织布机，耕种劳作之余，全家老小齐上手，去棉花壳、掏棉花籽、捻棉线、缠棉锭、织棉布、染色，棉花幸运地成为家庭工业化的试点对象。本来应该在一个开放市场和商业链条中才能完成的环节，现在被封闭在一个家庭内就得以完成。没有人会想到，源于14世纪的这种非常稳固的家庭集体就业的工场手工业模式，居然一直延续到19世纪80年代，甚至更晚。
位于欧洲的英国，虽然从18世纪中叶开始掀起以棉纺织业为突破口的工业革命，起步看似晚了中国几个世纪，但步点却踩得既快又坚实——
1733年，约翰·凯伊发明织布的飞梭，将织布效率提高了一倍；
1767年，詹姆斯·哈格里夫斯发明珍妮纺纱机；
1769年，理查德·阿克赖特发明卷轴纺纱机，1771年在克隆福特创办第一个棉纺厂；
1779年，塞缪尔·克隆普顿发明骡机；
1769年，詹姆斯·瓦特发明蒸汽机（这一划时代的技术成就，成为工业革命的导火索）；
1776年，詹姆斯·瓦特研制出单动式蒸汽机；
1782年，詹姆斯·瓦特又成功研制出复动式蒸汽机；
1785年，英国的棉纺厂开始使用蒸汽机作动力；
1789年，蒸汽机开始应用于棉织业。
然而，明清时期的国人用祖传的手工作坊技术，在誓将棉花革命进行到底的无知和无畏中，抵制了商品经济大发展的可能，切断了资本主义在中国的萌芽，扼杀了农产品商品化及商品经济发展的活力因子。而欧洲人则借助纺织业这个支点，成功地将国家撬动到了工业革命的新纪元，将不断创新的机械技术大胆地应用于生产，颠覆了整个社会原有的经济结构，从而跨越封建社会，迈进到资本主义社会这一人类文明的新发展阶段。
第三节行商关外
商业繁华的关中大平原，东有函谷关，西有大散关，南有武关，北有萧关。秦汉以来，大关中的西边是羌族、北边是戎族，这些少数民族地区的畜牧业异常繁荣，自古就是重要的皮毛商品原料产地，人们把那些从事皮毛商品的商人称为“毛毛客”。
到了明清时期，陕西周边的平凉府、静宁州、甘州、肃州以及宁夏、青海、西藏等地，仍然是全国最主要的牛马羊等畜牧业主产地，畜牧经济和皮毛商品仍然是闻名天下的“天字号”营生。据记载，清朝仅青海一地的牛马羊总量就超过了500万。作为明清秦商一大主打产业的皮货生意，引起了朝廷的重视。在明成化十九年（1483）陕西巡抚阮勤写的奏章里，就叙述了陕西每年都向京城国库供应大量的皮张，而国库则向陕西供应大量鞋子、服装配发给边境军队一事。这说明，陕西是当时官用皮革最主要的原料供应地，“毛毛客”成为明清秦商的重要力量来源。政府在陕西、山西和河北的北部均设置了关口，旨在从商人贸易中收取关税。
相对于富饶的关中地区，陕北的商业发展还比较落后。很长一段时间，很多陕北人常年吃的是洋芋，当地人将单一的洋芋做成烤洋芋、蒸洋芋、炒洋芋、洋芋丸子、洋芋擦擦、洋芋馒馒等诸多花样。陕北人爱吃洋芋的习俗，因清道光年间一个叫杨名飙的云南人倡导。杨名飙是云南云龙县石门镇人，35岁考中举人，先后在陕西凤县、褒城、略阳、西乡、安康、山阳、镇安、汉中、西安等地任职，1831年任陕西布政史，1833年任陕西巡抚等职。他在陕西为官期间，非常重视通过发展商业来解决民生问题，为倡导陕南民众种桑养蚕发展蚕丝业，不仅编著了《桑蚕简编》，还编写了民歌《全桑行》。针对陕北黄土高原实际，颁布《种洋芋法》，号召各府各州各县引进、推广、种植最适合山地生长的洋芋。这个注重实干兴邦的地方官，先后被道光皇帝八次召见，并代道光皇帝“华岳拈香”。1837年他告老还乡时，“秦境士民扶老携幼郊送千五百里”。
为保障大明江山社稷的安稳，明政府自1368年后派数百万兵力，重点把守长城沿线的九个关口，企图凭借“九边重镇”的设置，来阻隔长城内外蒙汉民众的交流。事实上，民间的商贸交流是阻隔不住的，在长城内外客观存在着一个能满足军队和民众需要的消费带。在九个边防关口中，固原、宁夏、甘肃、延绥四个边关就在陕西一带。明代中叶，陕西按察使项忠奔赴榆林，决定开放陕北边墙，准允陕西延绥镇沿长城各地军民出长城关口，开垦长城外的禁垦土地，这就是历史上轰轰烈烈“走西口”的开始。更多吃腻了洋芋想早日摆脱贫困的陕北青壮年，揣着闯世界、发大财的念头，背井离乡地跟着本乡本村里那些熟悉的“毛毛客”，从府谷东北部出发，一路向北越长城，进准格尔，到达拉特，过包头，经五原，抵临河等地区做起了皮革生意。皮毛贸易，让商品经济曾一度衰落的西北盛极一时。当时，陕西、甘肃、青海、宁夏等地皮毛作坊不仅繁多，而且生意火爆，整天不得歇息。位于泾河畔的泾阳县成为西北地区最大的皮革集散地。
（连载44）
明清500多年间，棉花彻底改变了社会的结构。那时几乎每家每户都有一台织布机，耕种劳作之余，全家老小齐上手，去棉花壳、掏棉花籽、捻棉线、缠棉锭、织棉布、染色，棉花幸运地成为家庭工业化的试点对象。本来应该在一个开放市场和商业链条中才能完成的环节，现在被封闭在一个家庭内就得以完成。没有人会想到，源于14世纪的这种非常稳固的家庭集体就业的工场手工业模式，居然一直延续到19世纪80年代，甚至更晚。
位于欧洲的英国，虽然从18世纪中叶开始掀起以棉纺织业为突破口的工业革命，起步看似晚了中国几个世纪，但步点却踩得既快又坚实——
1733年，约翰·凯伊发明织布的飞梭，将织布效率提高了一倍；
1767年，詹姆斯·哈格里夫斯发明珍妮纺纱机；
1769年，理查德·阿克赖特发明卷轴纺纱机，1771年在克隆福特创办第一个棉纺厂；
1779年，塞缪尔·克隆普顿发明骡机；
1769年，詹姆斯·瓦特发明蒸汽机（这一划时代的技术成就，成为工业革命的导火索）；
1776年，詹姆斯·瓦特研制出单动式蒸汽机；
1782年，詹姆斯·瓦特又成功研制出复动式蒸汽机；
1785年，英国的棉纺厂开始使用蒸汽机作动力；
1789年，蒸汽机开始应用于棉织业。
然而，明清时期的国人用祖传的手工作坊技术，在誓将棉花革命进行到底的无知和无畏中，抵制了商品经济大发展的可能，切断了资本主义在中国的萌芽，扼杀了农产品商品化及商品经济发展的活力因子。而欧洲人则借助纺织业这个支点，成功地将国家撬动到了工业革命的新纪元，将不断创新的机械技术大胆地应用于生产，颠覆了整个社会原有的经济结构，从而跨越封建社会，迈进到资本主义社会这一人类文明的新发展阶段。
第三节行商关外
商业繁华的关中大平原，东有函谷关，西有大散关，南有武关，北有萧关。秦汉以来，大关中的西边是羌族、北边是戎族，这些少数民族地区的畜牧业异常繁荣，自古就是重要的皮毛商品原料产地，人们把那些从事皮毛商品的商人称为“毛毛客”。
到了明清时期，陕西周边的平凉府、静宁州、甘州、肃州以及宁夏、青海、西藏等地，仍然是全国最主要的牛马羊等畜牧业主产地，畜牧经济和皮毛商品仍然是闻名天下的“天字号”营生。据记载，清朝仅青海一地的牛马羊总量就超过了500万。作为明清秦商一大主打产业的皮货生意，引起了朝廷的重视。在明成化十九年（1483）陕西巡抚阮勤写的奏章里，就叙述了陕西每年都向京城国库供应大量的皮张，而国库则向陕西供应大量鞋子、服装配发给边境军队一事。这说明，陕西是当时官用皮革最主要的原料供应地，“毛毛客”成为明清秦商的重要力量来源。政府在陕西、山西和河北的北部均设置了关口，旨在从商人贸易中收取关税。
相对于富饶的关中地区，陕北的商业发展还比较落后。很长一段时间，很多陕北人常年吃的是洋芋，当地人将单一的洋芋做成烤洋芋、蒸洋芋、炒洋芋、洋芋丸子、洋芋擦擦、洋芋馒馒等诸多花样。陕北人爱吃洋芋的习俗，因清道光年间一个叫杨名飙的云南人倡导。杨名飙是云南云龙县石门镇人，35岁考中举人，先后在陕西凤县、褒城、略阳、西乡、安康、山阳、镇安、汉中、西安等地任职，1831年任陕西布政史，1833年任陕西巡抚等职。他在陕西为官期间，非常重视通过发展商业来解决民生问题，为倡导陕南民众种桑养蚕发展蚕丝业，不仅编著了《桑蚕简编》，还编写了民歌《全桑行》。针对陕北黄土高原实际，颁布《种洋芋法》，号召各府各州各县引进、推广、种植最适合山地生长的洋芋。这个注重实干兴邦的地方官，先后被道光皇帝八次召见，并代道光皇帝“华岳拈香”。1837年他告老还乡时，“秦境士民扶老携幼郊送千五百里”。
为保障大明江山社稷的安稳，明政府自1368年后派数百万兵力，重点把守长城沿线的九个关口，企图凭借“九边重镇”的设置，来阻隔长城内外蒙汉民众的交流。事实上，民间的商贸交流是阻隔不住的，在长城内外客观存在着一个能满足军队和民众需要的消费带。在九个边防关口中，固原、宁夏、甘肃、延绥四个边关就在陕西一带。明代中叶，陕西按察使项忠奔赴榆林，决定开放陕北边墙，准允陕西延绥镇沿长城各地军民出长城关口，开垦长城外的禁垦土地，这就是历史上轰轰烈烈“走西口”的开始。更多吃腻了洋芋想早日摆脱贫困的陕北青壮年，揣着闯世界、发大财的念头，背井离乡地跟着本乡本村里那些熟悉的“毛毛客”，从府谷东北部出发，一路向北越长城，进准格尔，到达拉特，过包头，经五原，抵临河等地区做起了皮革生意。皮毛贸易，让商品经济曾一度衰落的西北盛极一时。当时，陕西、甘肃、青海、宁夏等地皮毛作坊不仅繁多，而且生意火爆，整天不得歇息。位于泾河畔的泾阳县成为西北地区最大的皮革集散地。
（连载4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