牙人安禄山叛乱后，唐政府在758年重新建立了食盐国家专卖制，后来才开了个允许盐商参与食盐运销的“小口子”。不要小看这个“小口子”的作用，大历末年（779）的数据显示，唐政府税收的一半以上由盐利创造。
　　陕西一直是中原地区解盐的主要盐产地。宋朝时期疆域面积比汉唐时期缩小了很多，陕北边境沿边一带，汉民与羌戎杂居，与陕北接壤的西夏，有产青白盐的乌白池。西夏党项人常常进入陕西，用低于北宋官盐的价格，用西夏的盐换取陕西的大米和麦子。982年，出生在银州（今陕西米脂县）的党项人李继迁率部举兵叛乱，宋太宗明令禁止陕西境内输入青白盐。宋廷这样做，是想借机掐断党项部麦子、大米等基本生活物资的来源和供应动脉，打击低价的青白盐来保证官府高价盐的市场份额，以获取更大的财政收入。
　　想法当然是好的，但现实并没有那么好。
　　宋太宗的禁令带来了始料未及的副作用：叛军势力不但没有被打击下去，反而愈演愈烈；横山等地原本中立的少数民族居民看到大宋做法这样不厚道，也纷纷投靠到了李继迁的麾下；那些原来靠边境贸易经商的汉人，因断了财路也对禁令怨声载道。得人心者得天下，失人心者失天下。本想打击李继迁部，却没料到竟事与愿违地促成了党项部族间的统一，宋政府不得不立马撤销了关于青白盐输入陕西边境的禁令。可惜，这么一折腾，李继迁实力大增。宋太宗末年，朝廷派出大规模的军事队伍去征讨李继迁，结果大败。于是，朝廷故技重演再次颁布了限制青白盐入境的命令，一些买不起高价盐的百姓偷渡到北边的辽等地。
　　可见，盐业不仅仅关乎经济，更拨动着民心。
　　历史上著名的盐政改革家范祥，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出场了。范祥是邠州三水（今陕西旬邑）人，进士及第后，在陕西历任乾州推官，历知庆州、华州、汝州，提举陕西银铜坑冶铸钱、提举陕西沿边青白盐等职。庆历四年（1044），意识到当时盐法之弊的范祥就上书朝廷建言改革盐法，可惜石沉大海。四年后的1048年，皇上赵祯终于同意让范祥试一试，派他出任陕西提点刑狱兼制置解盐使搞试点改革。皇祐五年(1053)，范祥未经朝廷允许，私自在熙河地区修筑古渭寨设置对抗西夏的据点，因遭人举报被贬官唐州。嘉祐三年(1058)，重新受到重用的范祥主持了第二次盐政改革。范祥这两次盐政改革的核心是实行钞盐制，做法是“五管齐下”：一是废除入中与禁榷制度，改为通商法。入中制是政府让商人将粮草物资运送到沿边州军队，然后拿着凭证到京城去领取盐钞，再用盐钞换盐。政府这样做，是要与商人争夺盐利。禁榷则是政府对盐等商品实行专卖，限制民间买卖，旨在扩大财政收入。二是开解盐入蜀之禁，以此来扩大高价盐的市场。三是停止了陕西边境上的入中粮草，改为入实钱。规定四贯八百现钱相当于一个盐钞，商人拿着这个盐钞到解池交验后可以提取盐200斤，凭钞领盐运销。四是限定了盐钞的发行总额，规定每年盐钞最多的发行额度为37500大席，这样做就有效地保证了市场上盐价的稳定。五是明确禁止青白盐输入陕西边境，各级官府加大严查和惩治私贩青白盐的行为。范祥的盐政改革推行后，有效地缓解了当时迫在眉睫的财政危机，他创立的钞盐制成为在全国推广的经典法令。
　　北宋另一位著名的改革家王安石的市易法，也是先在陕西试点的。市易法是一项以富国为唯一目的的法令。熙宁三年（1070）在陕西开始实行该法，第一个市易处选在范祥擅自设立的古渭寨开张。市易法的核心是由官府来收购市场上滞销的商品，等到市场短缺时再卖出去。这样做，官府削弱了富商大户对市场的控制力，稳定了市场上商品的物价，能有效增加国家的财政收入。试点成功后，此法很快也被推行到了全国。
　　两位改革家在陕西致力于商业经济改革时，与陕西只隔一道秦岭的四川发生了一件影响商业的大事——纸币“交子”问世了！北宋实行铜钱和铁钱并用的货币政策，三个铁钱可以等价于一个铜钱。四川是铁钱的主要盛行地，笨重的铁钱实在太不方便携带。一天，成都16家富商联合起来，发行了一种可以当钱来用的纸质“交子”，上面印有房屋、树木、人物等图样，为防止别人伪造还做有暗号。拿着“交子”的人，可以到这16家商户的店铺里当铜钱、铁钱来购买所需要的任何商品。“交子”是世界上最早的纸币，它的出现，说明我国在宋代已经开始使用纸币了。
　　来自漠北的蒙古人成吉思汗执政时，对食盐实行征税制。成吉思汗的三儿子窝阔台执掌政权后，在盐政上效仿北宋折中法，募民入粟给引，易盐以贩。成吉思汗的孙子元世祖忽必烈，虽然也按照宋朝的老样子对食盐实行专用引法，但却颇具创新地摸索出一套“民制、官收、官卖、商运、商销”的食盐专卖制。为确保食盐销售正常，将销售食盐的区域划分成“行盐地”与“食盐地”，其中“食盐地”的食盐是官员将散盐卖给民户，而在“行盐地”则允许商人交易大宗的食盐。
　　（连载3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