岁月不等人，弹指一挥间，四十多年就过去了。每当我感怀万千之时，倏地，一不小心又老了。
　　我生在宝鸡北塬——贾村塬上桥镇的一个小村子。这个村叫“嘴头”，简化字为“咀头”，也叫过“红旗大队”，在塬上最西北的边缘，隶属于当时的宝鸡县桥镇乡。
　　塬上有蟠龙、贾村、桥镇三个乡镇，人口大约十万人。如果从空中或者远处遥望贾村塬，它宛如一条巨龙，盘亘在黄土高原，龙头在宝鸡斗鸡之北，我的家属于“龙尾”。站在塬上，向南隔渭河与秦岭相望，如果是冬季，从我家门口，可以看到秦岭之上皑皑白雪，近在眼前，冷气逼人；塬下东有千河、西有金陵河围绕，与凤翔、陵塬相望；北面是“秀出云霄，山顶相轩，望之常有海势”的西镇吴山，可以说位置极佳，有聚天地灵气、独守一处宝地之感。
　　但是，塬高天旱，吃水困难，靠天吃饭，在以农为主的年代，庄稼全靠上天佑护。桥镇，是上古有桥氏部落领地，也就是说上古时就有人类居住。也有一说，桥镇古称为“聚庆桥”，因为街北古时有一深沟，修有木桥，称作“桥镇”。从地形看，也有一定道理，现在修公路成集市，给填满了。
　　这些历史，是我这些年有了一些时间，加之随着年龄徒增，愈来愈对故乡怀念，才从一些历史资料和自己现场考察得知的。而在儿时，我从来没有关心过这些事情。这也好，少了一些历史的沉重感，心里永远是村里那亮堂的阳光。
　　我生于上世纪70年代中期，幼时最深的记忆就是生产队每天开不完的会，在村里的水井旁聚集一百多男女劳力，由小队长打铃、派活，记工分。那时候还没有分户，人穷得可怜，年复一年日复一日挥汗如雨侍弄庄稼，到头了也是混个眼饱肚子饥！
　　上世纪80年代初期，在我七八岁的时候，忽然一天夜里，生产队在养牲口的饲养室外边召开村民会议，要改革开放，分田到户，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说分就分，不到一个月，地就分完了，牲口也分，农具也分，一头牛、一把锄，按照不同部位分给几家人，好在大家友善团结，没有四分五裂，折成钱，有了就掏，没有打欠条，东西还可共用。听说邻村，队里的四轮拖拉机硬生生给十几户分了，拆成零件，变成废物，谁也用不成。
　　村里的油坊、醋坊、铁匠铺、卫生室等也逐渐从眼中消失。后来办起了乡镇企业，醋厂和宝凤酒厂，特别是酒厂，一时四处飘香，生意不错。后来，手工业酿造规模太小，逐渐衰退，直至停业。那时候，农民有了“万元户”“暴发户”，爱出门戴个墨眼镜，梳背头打发蜡，皮鞋爱擦油，抽个香烟，摇来晃去，让人知道什么牌子，顺便再把西服袖口的商标展示一下；有手表的，不是“上海牌”就是“蝴蝶牌”；有大金戒指的（不知真假），也爱显摆，不怕被剁指头。不管老板大小，都爱被人称为“厂长、总经理”，后来被称为“老板”，还有称“兄弟”的，出门要派头，要夹一个人造皮革的小包包，派头十足……
　　从懂事起，我就一门心思想离开这个村子。贫穷的日子让人急于出走，去外面的世界看个精彩、干些事情，而且这种欲望随着年龄的增长越来越强。但在农村，“二元体制”，没有城市户口，要当工人，要跳出“农门”，要么当兵，要么考学，考虑自己的实际情况，只能是好好上学了。
　　桥镇以种植小麦、玉米等为主，交通不便，思想封闭。我的村子一样，村民简单往复地劳动就盼着能吃饱肚子，村里还经常停电，晚上黑成乌鸦，一下大雨就泥泞一片没法走路，让我随时做好了准备逃离村子的想法。在我的印象中，每年最头疼的是秋季种麦怕遇到连阴雨，夏季收割怕雨水不断；最难干的活是打胡基，百般无聊，手上磨得水泡血泡一层接一层成了厚茧子，从深不可测的沟底背麦捆，沿着羊肠小道，大汗常淌，麦芒扎得脖子一道道血印；最没意思的事情是赶着牛一圈接一圈在场里碾麦子；最难看的是交公粮时那些粮站验收麦子人的脸，歪着脑袋，抽着烟，一副大干部、不屑与下苦人说话的样子。
　　我们村里人勤劳、善良，肯吃苦，能干事，互相带动，出门主要去离家不远的宝鸡市区搞建筑当泥瓦工挣钱，有不少成了“副业队”的包工头。有人编得不错：“贾村塬，村连村，靠天吃饭人没闲；盖高楼，修马路，没有资源靠勤奋。男贴砖，女刷墙，起早贪黑干活忙；黑乎乎，麻乎乎，吃碗干面就上工。骑摩托，坐公交，车上喳喳永不休；你挣多，他挣少，比来比去真烦恼。塬上好，有啥好，还得出门把钱找；塬上好，就是好，空气新鲜来养老！”当时《陕西日报》还以“乔世英盖起大高楼”作了报道。
　　出门在外，一听到宝鸡口音，总感到亲切。当大家知道是“宝鸡人”时，不免为家乡大为赞叹，工业发达、交通便捷、干净卫生，更重要的是戴上了“全国文明城市”的桂冠！
　　现在，宝鸡市北扩上塬。蟠龙已成了宝鸡市的新区，要大力发展文化创意、生态旅游、休闲养生产业，高楼林立，大型机械随时待命，各项建设如火如荼……现代城乡一体化进程，拉大城市骨架无可厚非，但心里总觉得少了点什么。
　　从当年渴望走出小山村，到如今在号称“国际大都市”的西安再回首，我是多么深爱着自己的村子，这是一种无法泯灭的情怀，让我再次向村子致敬！尽管大多院子无人居住，杂草丛生；村里的小学已经关门，唱戏的舞台斑驳不堪，村里的老支书、老村主任圪蹴在墙下晒暖暖，感慨世事变迁，祖辈千年积淀的文脉无人传承和发展……我不由感慨万千！“少小离家老大回”，我肯定是回不去了；尽管居长安不易，活在偌大城市，每天进行着各种无奈的表演，想回到农村好好睡一觉，放下心来踏踏实实过活；尽管现在的村子有太阳能路灯，有村村通的水泥路，还在进行美丽乡村建设，实施着振兴乡村战略；尽管有“西府老街”和袁家村、马嵬驿等一样重视农耕文化，留些关中印象，有现代的特色民宿很方便，但是回不去了，是有一种难言的魂牵梦绕无法割舍。城市已经和我融为一体，工作、家庭、生活都已经离不开这个快速发展、超级膨胀的城市，欲望、情感、网络、快手、抖音、明星、夜生活……一切的一切，如同滚滚洪流，裹挟着，让一些年轻的村民宁愿在城里要饭也不愿意回去。而我作为一个从农村出来的城里人，面对住房、上学、医疗、养老等问题，也只能更加努力去拼搏、去奋斗、去争取！
　　乡村文明的失落，“空巢”村的现实存在，让我一次次失眠、一次次反思，生我养我的村子可能也会在一段时间内消失或者变成高楼大厦，让我无比留恋的乡土记忆从何谈起……现代文明的发展，物质的极大丰富，我们可以看到；而守望乡村，自己的灵魂该在何处安放？一个没有在村里生长过的人，很难理解我们这些游子的乡愁！
　　杨广虎：1974年生于陈仓，现居西安。中国作家协会、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会员，著有长篇历史小说《党崇雅·明末清初三十年》，中短篇小说集《天子坡》《南山·风景》，诗歌集《天籁南山》等。获第五届冰心散文奖·理论奖，第三届陕西文艺评论奖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