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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商史话
第四节行会出现
大唐盛世是中国古代文明中一朵开得最艳的花，成就了亿万中华儿女集体记忆中一段令人叹为观止的黄金时代。尽管被后世尊为盛唐，但唐代仍旧不是一个尊商重商的时代。受前朝抑商惯性思维的制约，唐统治者的骨子里依旧充满了对商人的压制。
唐开国皇帝李渊规定，商人不得进入官府干事，从制度上封死了商人的从政之路。他的继任者李世民，本来是最讨厌士族子弟和商人的，因为士族子弟可以通过科举而为朝廷所用，所以就力主将商人排挤到主流政治之外。李世民还颁布了用衣服的颜色来区别人的贵贱等级的法令，规定官员可穿紫袍和绯绿色官服，衙门里当差的穿青色衣服，老百姓穿白色衣服，士族穿黄色衣服，而商人和屠夫只能穿黑色衣服。唐高宗则明文规定，商人即便再富有也不得骑马，否则就要治罪。唐文宗比高宗定得更细致，规定商人及其妻子不得乘坐有檐的马车……
唐初统治者对商人认识上的不足，很快就被无情的现实给矫正了。
李渊开创的大唐，是一个基础很差的烂摊子：人口稀少、土地荒芜、国贫民困。唐建国时全国人口只有东汉末年的三分之二。怎么办？自称是道家鼻祖老子后人的李渊，只好推行与民休养生息的黄老之道，他把汉代时国家专营的山川林泽、盐业、铸铁、酒业等全部放开，允许百姓自由经营买卖；他还推行以五口之家为单位的均田制，改汉代三十分之一的农业税为五十分之一。626年，李世民甫一登基，即下令把潼关以东渭河边上的所有关卡全部撤掉，以便百姓自由往来开展买卖商品交易活动。
大运河的作用开始显现，长江成为大唐帝国水运的大动脉。商人无论从长安、登州、扬州、广州等地任何一城出发，都可以抵达外国，各交通要道上都有接待客商的私家店肆，备有供客商骑用的“驿驴”。开元通宝取代了五铢钱，成为全国通用的唯一货币，促进了市场兴盛。几乎每个城市都设有市，安排有负责物价和税收的官员，还出现了可以住宿、存放货物和交易的邸店，有了专门存放和借贷货币的柜坊，市场也有了明确的交易时间，都市的夜晚有了沿街摆设的小摊点，偏远农村也定期举办草市。
贞观十四年（640年），唐太宗李世民派军队重新打通了从长安到地中海的丝绸之路，这条商路，东起长安，西达安都奥克，横跨整个欧亚大陆。
唐朝早期的这些商业宽松政策被继承者沿用，虽然其中也进行了几次反复，但总体上还是被贯彻执行着。这样延续了大约120年，迎来了开元盛世。这是七八世纪时的事情，以大唐为代表的东方文明不可阻挡地在东半球强势崛起，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领域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新高度。
在大唐290年的历史中，一个中国古代社会罕见的商人群体，正在长安城里崛起。初期的裴明礼、邹凤炽等，中期的郭行先、郭万金、任令方、李闲等，后期的王布、张高等一茬来自全国各地财力雄厚的大商人，都把经商的眼光锁定在长安城。这些富商，或经营粮食加工业等民生行业，或靠资本囤积获取厚利，积累了数量惊人的财富。从事零售商业的邹凤炽，因为驼背而被人称为“邹骆驼”，嫁女儿时宴请宾客数千人，新娘现身婚礼现场时，陪伴的女婢多达数百人。唐僖宗时的巨富王酒胡，曾一次出钱30万贯助修朱雀门，以后又捐出10万贯兴修安国寺。某日，皇帝下令一次捐钱1000贯的，可以撞钟一下。王酒胡听到后，径直走上钟楼，连续击打100下，随即派人从西市运钱10万贯送来。相比大商人的豪富而言，中小商人虽然资产有限、规模较小，但人数众多、分布行业广。
除了繁华的东市和西市，他们经常出没在各个街巷的贸易场所里，甚至在居民区里也有他们的身影。大唐商人要么是自产自销的小手工业者、小作坊主，要么是忙时务农、闲时经商的复合型人士。这些小商人聚集在油坊、染坊、布坊、酒坊、醋坊、衣坊、印坊、车坊、纸坊、铜坊、金坊、银坊等场所，依靠自己的辛勤劳动，让长安商业的枝叶空前茂密。至今，西安很多街巷的名称，还散发出大唐中小商人劳动的气息，如现今西安市莲湖区自强西路上的纸坊村、碑林区钟楼附近的印花布园等。因为资本小、实力弱，中小商人常常成为贪官污吏盘剥的对象。唐朝诗人白居易，就定格了一个卖炭商贩遭受宫廷小吏剥削后欲哭无泪的场景——
卖炭翁,伐薪烧炭南山中。
满面尘灰烟火色，
两鬓苍苍十指黑。
卖炭得钱何所营？
身上衣裳口中食。
可怜身上衣正单，
心忧炭贱愿天寒。
夜来城外一尺雪，
晓驾炭车碾冰辙。
牛困人饥日已高，
市南门外泥中歇。
翩翩两骑来是谁？
黄衣使者白衫儿。
手把文书口称敕，
回车叱牛牵向北。
一车炭，千余斤，
宫使驱将惜不得。
半匹红绡一丈绫，
系向牛头充炭直。
在大唐开明民族政策和对外政策下，作为丝绸之路起点的长安城，聚集了不少胡商和外商。来自突厥、回纥、契丹、党项等西域及北方各族的少数民族商人和来自中亚、西亚波斯、大食等国的外商，将各自故乡的特产运送到长安，又将长安的茶叶、丝绸、瓷器等运回家乡。唐太宗时，曾发生过1万户突厥人迁徙到长安城集体经商的事。（连载27）
大唐盛世是中国古代文明中一朵开得最艳的花，成就了亿万中华儿女集体记忆中一段令人叹为观止的黄金时代。尽管被后世尊为盛唐，但唐代仍旧不是一个尊商重商的时代。受前朝抑商惯性思维的制约，唐统治者的骨子里依旧充满了对商人的压制。
唐开国皇帝李渊规定，商人不得进入官府干事，从制度上封死了商人的从政之路。他的继任者李世民，本来是最讨厌士族子弟和商人的，因为士族子弟可以通过科举而为朝廷所用，所以就力主将商人排挤到主流政治之外。李世民还颁布了用衣服的颜色来区别人的贵贱等级的法令，规定官员可穿紫袍和绯绿色官服，衙门里当差的穿青色衣服，老百姓穿白色衣服，士族穿黄色衣服，而商人和屠夫只能穿黑色衣服。唐高宗则明文规定，商人即便再富有也不得骑马，否则就要治罪。唐文宗比高宗定得更细致，规定商人及其妻子不得乘坐有檐的马车……
唐初统治者对商人认识上的不足，很快就被无情的现实给矫正了。
李渊开创的大唐，是一个基础很差的烂摊子：人口稀少、土地荒芜、国贫民困。唐建国时全国人口只有东汉末年的三分之二。怎么办？自称是道家鼻祖老子后人的李渊，只好推行与民休养生息的黄老之道，他把汉代时国家专营的山川林泽、盐业、铸铁、酒业等全部放开，允许百姓自由经营买卖；他还推行以五口之家为单位的均田制，改汉代三十分之一的农业税为五十分之一。626年，李世民甫一登基，即下令把潼关以东渭河边上的所有关卡全部撤掉，以便百姓自由往来开展买卖商品交易活动。
大运河的作用开始显现，长江成为大唐帝国水运的大动脉。商人无论从长安、登州、扬州、广州等地任何一城出发，都可以抵达外国，各交通要道上都有接待客商的私家店肆，备有供客商骑用的“驿驴”。开元通宝取代了五铢钱，成为全国通用的唯一货币，促进了市场兴盛。几乎每个城市都设有市，安排有负责物价和税收的官员，还出现了可以住宿、存放货物和交易的邸店，有了专门存放和借贷货币的柜坊，市场也有了明确的交易时间，都市的夜晚有了沿街摆设的小摊点，偏远农村也定期举办草市。
贞观十四年（640年），唐太宗李世民派军队重新打通了从长安到地中海的丝绸之路，这条商路，东起长安，西达安都奥克，横跨整个欧亚大陆。
唐朝早期的这些商业宽松政策被继承者沿用，虽然其中也进行了几次反复，但总体上还是被贯彻执行着。这样延续了大约120年，迎来了开元盛世。这是七八世纪时的事情，以大唐为代表的东方文明不可阻挡地在东半球强势崛起，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领域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新高度。
在大唐290年的历史中，一个中国古代社会罕见的商人群体，正在长安城里崛起。初期的裴明礼、邹凤炽等，中期的郭行先、郭万金、任令方、李闲等，后期的王布、张高等一茬来自全国各地财力雄厚的大商人，都把经商的眼光锁定在长安城。这些富商，或经营粮食加工业等民生行业，或靠资本囤积获取厚利，积累了数量惊人的财富。从事零售商业的邹凤炽，因为驼背而被人称为“邹骆驼”，嫁女儿时宴请宾客数千人，新娘现身婚礼现场时，陪伴的女婢多达数百人。唐僖宗时的巨富王酒胡，曾一次出钱30万贯助修朱雀门，以后又捐出10万贯兴修安国寺。某日，皇帝下令一次捐钱1000贯的，可以撞钟一下。王酒胡听到后，径直走上钟楼，连续击打100下，随即派人从西市运钱10万贯送来。相比大商人的豪富而言，中小商人虽然资产有限、规模较小，但人数众多、分布行业广。
除了繁华的东市和西市，他们经常出没在各个街巷的贸易场所里，甚至在居民区里也有他们的身影。大唐商人要么是自产自销的小手工业者、小作坊主，要么是忙时务农、闲时经商的复合型人士。这些小商人聚集在油坊、染坊、布坊、酒坊、醋坊、衣坊、印坊、车坊、纸坊、铜坊、金坊、银坊等场所，依靠自己的辛勤劳动，让长安商业的枝叶空前茂密。至今，西安很多街巷的名称，还散发出大唐中小商人劳动的气息，如现今西安市莲湖区自强西路上的纸坊村、碑林区钟楼附近的印花布园等。因为资本小、实力弱，中小商人常常成为贪官污吏盘剥的对象。唐朝诗人白居易，就定格了一个卖炭商贩遭受宫廷小吏剥削后欲哭无泪的场景——
卖炭翁,伐薪烧炭南山中。
满面尘灰烟火色，
两鬓苍苍十指黑。
卖炭得钱何所营？
身上衣裳口中食。
可怜身上衣正单，
心忧炭贱愿天寒。
夜来城外一尺雪，
晓驾炭车碾冰辙。
牛困人饥日已高，
市南门外泥中歇。
翩翩两骑来是谁？
黄衣使者白衫儿。
手把文书口称敕，
回车叱牛牵向北。
一车炭，千余斤，
宫使驱将惜不得。
半匹红绡一丈绫，
系向牛头充炭直。
在大唐开明民族政策和对外政策下，作为丝绸之路起点的长安城，聚集了不少胡商和外商。来自突厥、回纥、契丹、党项等西域及北方各族的少数民族商人和来自中亚、西亚波斯、大食等国的外商，将各自故乡的特产运送到长安，又将长安的茶叶、丝绸、瓷器等运回家乡。唐太宗时，曾发生过1万户突厥人迁徙到长安城集体经商的事。（连载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