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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号嘹亮
父亲回忆说，那时的军人“一颗红星头上戴，革命红旗两边挂”，思想纯洁得毫无个人私利，满身都是火热的工作激情，日夜盼望的是立功受奖，最大的愿望就是见到毛主席，谁想到美梦成真！当看到毛主席高大的身躯、亲切的笑容，向大家招手致意，哪个人不是热泪盈眶啊！而能当上党的九大代表，是要经过“上查八辈子”严格政审的，是要在数十万忠心耿耿的空军指战员中出类拔萃的，身上是要贴满“训练标兵”“五好战士”“学雷锋标兵”“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以及“节约标兵”“爱民模范”“优秀党员”等荣誉的！这是他个人的荣誉，也是全家全村子子孙孙的骄傲！
这年十二月，父亲荣升为该团政委，当时是部队中比较年轻的有大学文凭的团职首长。父亲讲：“那时，我的政治荣誉是自己人生的顶峰，尽管乡亲们不停地贺喜与打问，而你爷爷却一反常态，把喜报、奖状不是放到镜框后，就是塞进麦囤里，从不对外张扬。”起初，谁也不知道爷爷为什么那么沉得住气；后来，林彪反党叛国阴谋暴露，组织又多次对父亲进行政审，包括到家乡外调，最终认为他“始终立场坚定，爱憎分明，与林彪及其在空军的代理人没有关系”。父亲多次讲，“你爷爷他老人家有先见之明啊。”我奶奶也因爷爷这一点，常自豪地对我说：“你爷才是这世上最明白的人啊！”
上世纪70年代初，父亲随部队移防宝鸡，在宝鸡市及岐山县空军部队先后工作十六个年头，参加过抗洪抢险、山林灭火和飞播育林等急难险重任务。这时，父亲担任区队、总队政委，1976年7月28日河北唐山一带发生了里氏7.8级地震。这次地震也波及岐山县境父亲所在部队，防震棚把父亲砸伤，住院半年多。
父亲爱战友，更爱驻地的群众。父亲去世那天，我们围在他身边久久不愿离去，望着父亲平静慈祥的脸，抚摸着父亲落下伤疤的手，心底的酸楚涌上来……家里前来悼唁的人逐渐多了起来，有个中年人，一边抹着眼泪，一边说起，我父亲曾救过他父亲徐友春一命，还送了件军大衣给他父亲，嘱托他要常看看傅叔叔。这使我想起了许多父亲助人为乐的往事。上世纪70年代，父亲所在部队在岐山五丈原、蔡家坡一带都有五七农场，农场当时为驻地的农业生产、学校建设支援了许多农具、课桌，在一次送援助物资的路上，父亲救下了生命垂危的徐友春。还有一次，岐星大队书记冯德玉到我家讲“水利”困难，第二天，父亲率部队就送去水泵、发电机、电缆等设备，解了农忙的围。其实，部队当时条件也很艰苦，所捐赠的物品都是父亲和他的战友捐款购买，在那个物资匮乏的年代，父亲为当地的农业生产，甚至捐出了爷爷奶奶做棺材的木板。我们兄妹几个每次看见父亲这样都撇着小嘴很生气，而父亲却教育我们说：“革命军人是人民的子弟兵，永远是人民的保护神。部队对待老百姓报恩，就像你从小被爷爷奶奶爱着，长大后要报恩爷爷奶奶是一个道理。”在父亲身上体现了“军爱民、民拥军，军民团结如一人”，是那个时代军民关系的真实写照。
真个当了校长
父亲作为新中国第一批空军大学生，在实践锻炼中成长为部队院校的领导和教员。他在基层部队做师团首长的主要时期是1970年至1985年底，任职于空军五七干部学校，1978年5月改为空军航空教导总队。无独有偶，爷爷正是在这支部队的前身，即西北野战军第6军步兵17师担任解放西北“支前大军”的民工队长，随部队参加了解放扶风、岐山、凤翔、宝鸡、兰州等战役战斗的。爷爷当时心里总想着是给自己人打江山，浑身有使不完的劲儿。给解放军领路，送弹药，抬担架，疏散群众，虽然炮声如雷、枪弹似雨、杀声震天，但他根本不知道害怕，也不知道饿、不知道渴，哪里有解放军需要，就往哪里跑。岐山县罗局村的一位老人给他们一些吃的和喝的，没等休整完，部队伤员又等着他们往后方医院撤……这些出生入死的场景，父亲在孩提时就深深地印入脑海，并不断激励着自己……有句歌词写得好：“父亲是儿登天的梯”,正是有爷爷的鼓舞和决心，排除万难为父亲成长披荆斩棘，父亲没有辜负爷爷的期望，立志成为国家有用之才，在这片有深厚文化底蕴的故土，在周公福泽的庇佑下，他用热情和汗水传承发扬爷爷的革命事业，书写了自己部队仕途的辉煌传奇。
父亲在干校担任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研室主任，兼任第三区队政治委员，认真研读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理论巨著，还学习了唯物辩证法、历史唯物主义等哲学理论。他学以致用、深入浅出地将这些理论讲授给思想上出现偏差的学员干部。他矢志教改，不断探索教学方法，1970年10月，时任兰州军区空军司令的刘懋功将军下部队观摩讲课，在参观了父亲的教研室及教案本后，刘司令给父亲留下了“舌耕笔耘儒将军，师德文风双馨美”的赠言。父亲在兼任干校第三区队政委时，对基层政工干部开展思想政治教育培训，以精湛的教学艺术、高尚的师德情操，博得学员的尊重和热爱。任教七年来，他教学成果丰硕，教学论文和书籍《红旗飘飘》《反和平演变》《思想政治工作刍议》《红军长征史》《老干部回忆录》等在部队中引起了强烈反响，多篇教学论文在《解放军报》《解放军杂志》《空军报》等报刊上发表。他多次被空军评为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积极分子和先进教育工作者。
这年十二月，父亲荣升为该团政委，当时是部队中比较年轻的有大学文凭的团职首长。父亲讲：“那时，我的政治荣誉是自己人生的顶峰，尽管乡亲们不停地贺喜与打问，而你爷爷却一反常态，把喜报、奖状不是放到镜框后，就是塞进麦囤里，从不对外张扬。”起初，谁也不知道爷爷为什么那么沉得住气；后来，林彪反党叛国阴谋暴露，组织又多次对父亲进行政审，包括到家乡外调，最终认为他“始终立场坚定，爱憎分明，与林彪及其在空军的代理人没有关系”。父亲多次讲，“你爷爷他老人家有先见之明啊。”我奶奶也因爷爷这一点，常自豪地对我说：“你爷才是这世上最明白的人啊！”
上世纪70年代初，父亲随部队移防宝鸡，在宝鸡市及岐山县空军部队先后工作十六个年头，参加过抗洪抢险、山林灭火和飞播育林等急难险重任务。这时，父亲担任区队、总队政委，1976年7月28日河北唐山一带发生了里氏7.8级地震。这次地震也波及岐山县境父亲所在部队，防震棚把父亲砸伤，住院半年多。
父亲爱战友，更爱驻地的群众。父亲去世那天，我们围在他身边久久不愿离去，望着父亲平静慈祥的脸，抚摸着父亲落下伤疤的手，心底的酸楚涌上来……家里前来悼唁的人逐渐多了起来，有个中年人，一边抹着眼泪，一边说起，我父亲曾救过他父亲徐友春一命，还送了件军大衣给他父亲，嘱托他要常看看傅叔叔。这使我想起了许多父亲助人为乐的往事。上世纪70年代，父亲所在部队在岐山五丈原、蔡家坡一带都有五七农场，农场当时为驻地的农业生产、学校建设支援了许多农具、课桌，在一次送援助物资的路上，父亲救下了生命垂危的徐友春。还有一次，岐星大队书记冯德玉到我家讲“水利”困难，第二天，父亲率部队就送去水泵、发电机、电缆等设备，解了农忙的围。其实，部队当时条件也很艰苦，所捐赠的物品都是父亲和他的战友捐款购买，在那个物资匮乏的年代，父亲为当地的农业生产，甚至捐出了爷爷奶奶做棺材的木板。我们兄妹几个每次看见父亲这样都撇着小嘴很生气，而父亲却教育我们说：“革命军人是人民的子弟兵，永远是人民的保护神。部队对待老百姓报恩，就像你从小被爷爷奶奶爱着，长大后要报恩爷爷奶奶是一个道理。”在父亲身上体现了“军爱民、民拥军，军民团结如一人”，是那个时代军民关系的真实写照。
真个当了校长
父亲作为新中国第一批空军大学生，在实践锻炼中成长为部队院校的领导和教员。他在基层部队做师团首长的主要时期是1970年至1985年底，任职于空军五七干部学校，1978年5月改为空军航空教导总队。无独有偶，爷爷正是在这支部队的前身，即西北野战军第6军步兵17师担任解放西北“支前大军”的民工队长，随部队参加了解放扶风、岐山、凤翔、宝鸡、兰州等战役战斗的。爷爷当时心里总想着是给自己人打江山，浑身有使不完的劲儿。给解放军领路，送弹药，抬担架，疏散群众，虽然炮声如雷、枪弹似雨、杀声震天，但他根本不知道害怕，也不知道饿、不知道渴，哪里有解放军需要，就往哪里跑。岐山县罗局村的一位老人给他们一些吃的和喝的，没等休整完，部队伤员又等着他们往后方医院撤……这些出生入死的场景，父亲在孩提时就深深地印入脑海，并不断激励着自己……有句歌词写得好：“父亲是儿登天的梯”,正是有爷爷的鼓舞和决心，排除万难为父亲成长披荆斩棘，父亲没有辜负爷爷的期望，立志成为国家有用之才，在这片有深厚文化底蕴的故土，在周公福泽的庇佑下，他用热情和汗水传承发扬爷爷的革命事业，书写了自己部队仕途的辉煌传奇。
父亲在干校担任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研室主任，兼任第三区队政治委员，认真研读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理论巨著，还学习了唯物辩证法、历史唯物主义等哲学理论。他学以致用、深入浅出地将这些理论讲授给思想上出现偏差的学员干部。他矢志教改，不断探索教学方法，1970年10月，时任兰州军区空军司令的刘懋功将军下部队观摩讲课，在参观了父亲的教研室及教案本后，刘司令给父亲留下了“舌耕笔耘儒将军，师德文风双馨美”的赠言。父亲在兼任干校第三区队政委时，对基层政工干部开展思想政治教育培训，以精湛的教学艺术、高尚的师德情操，博得学员的尊重和热爱。任教七年来，他教学成果丰硕，教学论文和书籍《红旗飘飘》《反和平演变》《思想政治工作刍议》《红军长征史》《老干部回忆录》等在部队中引起了强烈反响，多篇教学论文在《解放军报》《解放军杂志》《空军报》等报刊上发表。他多次被空军评为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积极分子和先进教育工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