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实践锻炼的最后一课是中印边界之战。新中国成立初期，边远地带、边疆地区处处需要平叛，时时需要剿匪，加之蒋军反攻大陆、中印边界冲突，军队内部每天都有伤残、牺牲的通报。上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我国西南的周边形势因中印边界冲突变得严峻起来，中印之间过去从未正式划定边界，只存在一条根据双方行政管辖从而形成的传统习惯线。1959年8月以后，印军多次侵入中国领土，引起边界冲突。1962年10月，印军发动大规模进攻，中国边防军队被迫进行自卫反击，历时33天，收复了自1959年以来被印军侵占的中国领土。《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空军报》《人民军队报》报道的中印边界之战的滚雷英雄罗光燮，他一连滚掉两个雷区，英勇牺牲，他的四肢被炸飞，脖子被炸断，头和躯干只连着一道皮。看着这些英雄的壮举，军队大学生义愤填膺，个个请战，人人表决心；父亲所在学员连的战友们更是精神抖擞，请战得到上级的批准，被派往中印边界执行修筑川藏公路的任务，为作战部队开通道路，为飞机休憩建机窝，为群众疏散筑防空洞。在四年多的中印拉锯战中，学员连修筑和疏通了二十八条公路和山路，在33天的决战中，为运送弹药、伤员、物资和掩护藏族群众作出了重要贡献。提起这段往事，父亲说：“因为学员连重点培养空军工程兵，负责修路和运送伤员到达安全地带，未直接与印军短兵相接。”多次请战未果，是一生的憾事，但父亲也常对儿女讲，作为军人，作为指挥员，什么时候都要服从命令听从指挥，前方打仗是任务，后方筑路也是任务，尤其是在空气稀薄海拔高的中印边境西段，前方能不能上得去、打得好、撤得出，重点在保障，那时交通线非常脆弱，一切作战物资的运输多靠牦牛骆驼，像抗美援朝战争一样，“千重要，万重要，运输是第一条！以后你们在工作中，也一样要有牢固的全局观念、大局观念，既要有不怕牺牲的勇气，更要有党叫干啥就干啥的精神。”
　　父亲是四年学制的大学生，却有九年在战火中接受洗礼。学员连的实践锻炼，使他由代理排长到代理指导员，最后成为一名正式政治指导员，并被授予上尉军衔。1965年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成立十周年大庆，父亲作为学员部队代表光荣地出席了大会，并受到彭真、贺龙等中央领导同志接见。贺龙宣读了中央军委的命令：这批学员官兵将光荣地转入空军、国防科工委、二炮科研、工程兵等各个重要军兵种。通过军校八年和基地一年的学习和实践，奠定了父亲革命军人的气质和顽强拼搏的斗志，并晋升大尉军衔，成长为营级指挥员。
　　参战与救灾
　　毛泽东时代的人民军队，既是战斗队，也是生产队、工作队、宣传队，每个指战员都是多面手。父亲在世时，每当提起部队生活，总是滔滔不绝。
　　1966年，时任空军工程第七总队的政委程平少将，他是红四方面军的老红军，所在部队是曾解放宝鸡的6军17师，抗战时他曾担任过贺龙的警卫员。为了选拔干部，他翻阅了父亲的档案后，说父亲根正苗红，是无产阶级知识分子，又红又专，是咱们革命事业的接班人，就这样，父亲成为程平将军的秘书，仕途由此也顺当起来。第二年，全军进入了“三支两军”工作。按照上级要求，父亲率部从新疆柳树泉空军基地又驻扎于青海省西宁市、湟源县、民和县等地，开展“支左、支工、支农”和“军管、军训”工作。不久后，父亲担任空某师政治部组织科长，奉命带领“三支两军”工作组，清查被“关押”人员。经审查，“按照团结教育大多数，严厉打击极少数”的原则，从中保护了许多老干部，对打着“造反”旗号闹事者及打砸抢烧的破坏分子，则严惩不贷；而最为难的是，面对受蒙蔽群众的推搡辱骂，甚至给他们脸上吐唾沫，都坚决执行上级“骂不还口、打不还手”的政策要求，还要以处处学雷锋做好事的实际行动，来说服群众和感化群众。在这样“轻不得、重不得、前不得、后不得”的特殊任务面前，父亲说最重要的政策观念就是“要文斗不要武斗，化干戈为玉帛”。一年多时间，部队协助地方训练基干民兵，为当地群众建成“爱民桥”“连心路”和“幸福井”，组织宣传队到群众中慰问演出等，时时以“南京路上好八连”为榜样，处处以“求大同存小异”为两派群众消怨气，化解矛盾纠纷，平定武斗事件；在大联合中将他们组建为民兵营和民兵连，成为维护城市社会安宁和边疆安全的有生力量，“七亿人民七亿兵，万里江山万里营”是当时的真实写照。这段历史，父亲常常念叨，有时拿出灰黄色的笔记本，给我们读毛主席“好八连，天下传，为什么？意志坚……纪律好，如坚壁；军事好，如霹雳；政治好，称第一；思想好，能分析；分析好，大有益；益在哪，团结力。军民团结如一人，试看天下谁能敌”这段诗词，也夹杂着他们当年平暴剿匪、制止武斗、保家卫国的艰苦历程。还说，那时为纪念青海的部队生活，给出生于上世纪70年代初的妹妹、弟弟分别起名海燕和海军，意思是我们家给国家出了陆军、空军，以后还要给国家出海军！父亲所在单位还曾被兰州军区空军评为先进集体，他个人被推选为党的九大代表，在北京受到了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中央领导的亲切接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