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正酣，他随军支前，侥幸在中条山战场死里逃生。有了这两次经历，生性急公好义又具有组织能力的爷爷，被西北野战军任命为解放西北“支前大军”的民工队长，一直随军到西北解放，获得西北军政委员会颁发的解放西北纪念章。1977年，被政府认定为老革命的爷爷，每年享受上了一袋“富强粉”，直到去世。爷爷走南闯北见识多、眼界宽，不吃的苦都吃了，眼看革命快要胜利了，怎么能让长子辍学呢！
　　父亲也不辜负爷爷的期望，在校读书品学兼优，以名列前茅的成绩考上了初中高中。同时，受号称“东方莎翁”的邻村名人、西安易俗社主编范紫东先生的熏陶，爱上了戏剧脚本，能从头到尾背诵《三滴血》《周仁回府》《西厢记》等大型剧本，还参与演出了许多由范先生编写的抗战宣传剧目，以及解放后移风易俗反对封建迷信之类的文艺节目，是当地有名的“五大学生”之一。后来，父亲又把“知识改变命运”的哲理，讲给了我们及下一代，在父亲精神的鼓舞下，我及儿子、侄女都上了大学。父亲说：“你们生在新社会，长在红旗下，上学读书几乎免费，要发愤图强啊！”这句话我们至今未忘。
　　父亲读书求学之路坎坷，上学就业也很艰难。新中国诞生在一片废墟上，战争的创伤尚未医治，土地改革刚刚开头，美帝就把战火烧到了中朝边境，加上隐蔽的特务土匪捣乱，国民党反动派反攻倒算，人们“翻身解放当主人”的好日子并没有立马到来。1954年7月，父亲考上了西安航空工业学校，9月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胜利闭幕，处处呈现出政通人和、百业兴旺的景象。按理说天时地利人和，应是父亲命运的一次转折，可当时中央提出“整顿巩固，重点发展，提高质量，稳步前进”的方针，对一些工厂和学校进行调整提高。这年11月，十六岁的父亲沮丧地背着铺盖卷，又回到了祖辈耕耘的土地，望着满脸疲惫的爷爷，心里的委屈像拉开闸门的洪水一样，“哇”地哭出声来。爷爷看着像被霜打了的儿子，心如刀绞。那天晚上，爷爷帮助父亲分析了国家的暂时困难，让他识大体、顾大局，擦干眼泪痛下决心考大学。父亲向爷爷保证，学业不成，决不收兵。后来才知道，这所学校于第二年才正式批准招生。
　　每当父亲提起读书求学的坎坷经历，他总是满怀深情地说：“多亏了你爷爷的决心和鼓励，我才迈进大学的校门。你们今后干事，一定要持之以恒，决不能半途而废，要不然我这一生都是个初中专肄业生啊！”
　　设在战场的大学
　　两年半后，父亲时来运转。我军借鉴苏军建设体制，对军队领导机关的组织编制进行了调整，在原有陆军的基础上先后组建了空军、海军、防空军、公安军等军种，还创办了军事政治院校和一批各军兵种的院校。1957年，父亲终于如愿以偿，被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院校录取，实现了他和爷爷奶奶的夙愿。那天，爷爷望着一米七八、身着苏式学员军装的父亲，满含热泪激动地说：“要听党的话，把国家事干好，为家乡争气。”当爷爷背着父亲换下的便装，从西安辗转回村的路上，心情愈来愈沉重，不禁一阵阵地心酸。儿子穿上军装就意味着枪林弹雨——他想起了二十五年前乾县、礼泉籍的战士，从甘肃两当县突围后，在永寿县岳御寺村战斗中几乎全军覆没，只有他和极少数人幸存；他想起了二十年前中条山陕军杨震突击队五百名壮士，只活下来包括他在内的三个人；他想起了支前大军解放西安、兰州——西北军政委员会颁发的“支前模范”荣誉功章。想到这里，他由悲转喜，由喜到乐，便三步并作两步地向奶奶报信去了。奶奶得知上的是军校，喃喃地说：“念了一趟书，还是当兵去了。”她想起了她和爷爷在战火纷飞的中条山死里逃生，在抗击日军的枪林弹雨中九死一生……想到这些，她失落万分地躺在了炕上，半年才缓过劲来。而父亲穿上军装，由此开始了一个革命军人的生涯，走向了自己春风得意又跌宕起伏的人生。
　　父亲进入军校后，首先经历了全军性的军事院校改革。1957年至1961年，他从空军第1航空测量大队转到西安空军通信学校，后到空25师，三个月后，正式转入空军工程学院（即今空军工程大学），成了新中国的第一批空军大学生。他们所学专业是航空工程机务、机场建筑工程技术和气象工程技术。入学的第一课，就是空军司令员刘亚楼上将训话，刘司令向他们传达了毛主席对中国人民空军建军题词：“创造强大的人民空军，歼灭残敌，巩固国防。”毛主席的话真是振奋人心、鼓舞士气，接着西北军区空军司令员罗元发中将，又向他们讲了空军史，鼓励他们要为新中国的空军事业建功立业；空军副司令常乾坤中将兼任院长和政委主持了开学典礼。军校严格的军容风纪和苏式军事化管理，让父亲他们吃不消，最难忘的是脱下布鞋换皮鞋走步子，满脚都是血泡。父亲说：“农民的娃穿布鞋长大，穿皮鞋走正步，比背磨盘还苦。”在临潼机场的扩建中，父亲穿着奶奶做的贴身“布坎肩”，飞快地推着沙车干活，引起了工地上首长的注意，首长对父亲进行了军容风纪教育，但对父亲不忘本的做法，大加赞赏。首长走时，也亮开了他老母亲缝补的“裹肚”。
　　（连载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