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长篇小说《群山绝响》首发式，读者多过预期，几百册新书一口气签售完了。没感觉累，倒有几分欣慰。《群山绝响》是拿毛笔写的，每天六点起床，洗漱沏茶，酝酿情绪半小时，开始写作。就写一小时，产量不过三百言，最多五百字。然后乘公交车上班去。钱锺书那么精灵的脑瓜子，每天写《围城》也才六七百字。吾辈得保守点才是。坚持三年时间，如未外出，天天清晨如此，终于写满二十册宣纸手札本。录入电脑显示二十三万字，冷冻几个月开始增删修补。有一搭没一搭的，增删修补了两年时间，出版后标示为二十五万六千字。也许是读者从媒体上知道了作者确实费了功夫，这才来热心捧场吧。
　　首发式上有个男子提问，手拿一张纸片对着话筒念叨，核心意思是：陕西作家从柳青路遥到陈忠实贾平凹这“四棵大树”，写作都有各自的使命感，您的使命感是什么呢？我一听就乐了，因为这是典型的陕西文学研讨会发言模式。在几乎所有新作研讨会上，与会者清一色评论家；作家多数时候只有一个，就是作协主席。与会者由于整日东奔西走忙于繁荣文学，也就没顾上看新书。抓紧在来时的车上，翻翻序言与后记。但是仅掌握这点资料，便不足以发言起码十分钟。怎么办？好办。先通报自己近日读了某本西方理论书，“引发我对于文学的一个新思考”；接着从柳青路遥谈到陈忠实贾平凹。如此，大抵过了十分钟。现在可以坦然从容地“研讨新作”了——只需说个三五分钟，“好了，还有很多话就不说了，不耽误其他专家发言了”……会后合影，吃酒。有时先合影，因为头面人物忙得很，摄像机前露个脸，“剪彩发言”几句随即离开，要赶往另外的场。研讨会的这种模式，自有其产生的土壤与合理性，实在也无可指责的。只是客观效果上，愚以为阻碍了文学进步。不断地强调颂扬“四棵大树”，无异于自竖四根标杆，自围篱笆，唯四样风格最好。文学有没有标杆？当然有，但那标杆是相对的，而非绝对。文学是面对天下的，面对人类的，小村落化了就不大好。
　　于是我回答提问者说，您列举的陕西文学“四棵大树”，我对他们一向心怀敬意。但是坦率汇报您，我读他们作品很零星很片面。一因他们基本写的是农村，而我也是农村长大的，读熟悉的东西有点浪费光阴是不？在我看来，读书一如旅游或恋爱，自然是越新鲜越好啦。所以，至于他们写作的使命感究竟是什么，我还真不大清楚。不过您既然说到“使命感”，那他们的写作就一定有使命感的。我推测那种使命感，大约是把写作当作一种改造社会、提升道德的责任与担当吧？这是很值得我崇敬的。
　　只是我很惭愧，我写作没有使命感，谈不上什么写作境界。我写作全因我喜欢写作，纯属顺从内心之写作冲动。何况我是业余写作，写与不写一概由我自己决定。就算我是专业作家，我一年四季不写一个字，就隔三岔五地给业余作者传授传授写作经验，谁敢扣我一分工资不成！
　　我的写作动机就这么简单：喜欢写作。这如同猴喜欢上树、羊喜欢上坡，食客喜欢上菜、演员喜欢上台一样，本能的东西，没必要非得追究个道理来。至于具体的写作过程，我也只是被形象与细节牵着鼻子走，完全受制于激情，不受任何文学样板与文学理论之影响。但是，只有当作品草稿完成，冷冻一段时间后修订时，“社会意义”才来干扰我——因为作品得面世啊，不是藏之名山啊。具体说来，写作过程是私事，修订出版是公事。二十四年前在一个大学演讲，就是随后发表的《把美和愉快传染给读者》，算是我的“文学观”吧。我自信一直照此践行至现在。践行得怎样？我自己是不好评估的。
　　关于文学——此处只谈小说的作用，这也没有标准答案。在珍藏版《落红》“再版后记”里我说：“文学，就是打开人性，分享我们自身。”“打开人性”，是指创作者理应如此要求作品；“分享我们自身”，是（期望）读者阅读时的感受：哦，这个人物我身边就有，这样的恋爱我也经历过，比这还传奇呢——达到这种阅读效果的文学，便是好的文学。
　　《群山绝响》首发式上另一个读者提问，说文学是人生的教科书，作家是读者的导师……我回答说这个说法比较久了，流传甚广；不过我更乐意把作家看成是读者的秘书。读者忙于各行各业，职场谋生颇焦虑，奔名走利烦恼多，于是阅读文学，暂且避开世俗喧嚣。这一阅读不打紧，那种冬眠在读者脑海里的往事存盘被激活了。不时停顿或掩卷，回味家族与阅人，经验与世相。同时联想的翅膀，如花季的蝴蝶翩翩飞翔了。此时的阅读心理，开始进入评论家角色：这里太真实生动了！这里虚假！这里可以写得更好啊！这个场景这个事件我似曾相识……因为读者无数，总有读者比作家经验丰富，处理人情世故比作家（作品里）更高明、更奇绝。但是即便如此，生活里依然不可或缺作家这一特殊劳动者。没有作家，读者的精神生活将出现很大的短板。作品是否有生命力，完全取决于读者是否阅读、是否共鸣、是否积极参与进作品的人物里同悲共喜。正是从这个角度讲，我才认为作家是读者的秘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