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宝鸡事件”发生在抗日战争时期。1941年春，八路军重庆办事处接到延安密电，说有一批干部要到重庆工作，要求选派得力人员护送。时值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刚发生，国民党当局仍在制造反共摩擦，不断挑起事端，因而此次护送任务十分艰巨。周恩来反复考虑后，决定派自己的警卫副官龙飞虎带队护送。
　　龙飞虎到达延安，到中央组织部领受了任务。随后，他以第十八集团军驻重庆办事处中校交通科长名义，带领四名押运副官，护送四十余名干部乘坐三辆大卡车和一辆小汽车，离开延安南下。
　　第三天，车队来到宝鸡，准备过渭河向四川进发。当时宝鸡是经川陕公路去往重庆的必经之地，国民党宝鸡警备区“以保障战时后方安全”为由，在渭河桥头设立了“交通检查站”，路中横放路障，两边碉堡旁站有多名持枪的士兵，负责对过往车辆进行检查。当车队驶至渭河桥头，被手挥小旗的士兵拦停。一名军官接过盖有国民党军政部印章的人员调动花名册和配发的证件随手一翻，高声说：“本站奉上司命令通知你们，车队不得通行，所有人员不得分散，不得离开宝鸡！”龙飞虎据理力争，对方傲慢地撇撇嘴，说：“无可奉告。”这里是国统区，不能闯卡，龙飞虎只得率车队返回县城。
　　龙飞虎安排大家在县城一客栈住下后，立即派人坐火车去西安向八路军办事处报告情况，请求上级指示。远在重庆的周恩来得知车队在宝鸡遇阻，十分愤怒，指示龙飞虎向当局提出严重抗议，同时加紧交涉，力争早日离开。延安也给出了同样的指示。龙飞虎来到检查站，找到负责人，提出严重抗议。那名负责人面对威风凛凛、目光逼人的龙飞虎，只说奉命行事，望多包涵，不敢多说一句话。此后龙飞虎又去，那人避而不见。
　　周恩来时刻牵挂着车队人员的安危，他下令重庆八办每天与西安八办联系，了解情况，同时指派有关人员到国民党军政部提出严重抗议，要求立即放行受阻于宝鸡的十八集团军车队，不得拖延。
　　转眼五天过去了，检查站还不放行，部分干部返回延安。龙飞虎怒火中烧，他带着两名战士来到位于金台观的宝鸡警备司令部，不顾士兵拦阻，跨进中将司令唐俊德的办公室，高声质问：“唐司令，你们承认不承认国共合作？承认不承认十八集团军番号？”唐俊德瞟了一眼八路军交通科长，呷了一口茶，用浓浓的湖南口音说：“蒋委员长签署的国共合作协议，当然承认。”龙飞虎逼问：“既然承认，为何无理扣押十八集团军的人员？”唐俊德挥挥手，说：“并非扣押，只是审查，唯恐敌伪人员进入。”龙飞虎从兜里掏出一张纸，“啪”地放在桌上：“这是十八集团军出具的有十八集团军朱德总司令签名的介绍信，你们总该相信吧？”唐俊德拿起介绍信看完，放在桌子一边，一言不发。“唐司令，如不放行，后果由你们负责！”龙飞虎说完，转身跨出了办公室。
　　周恩来接到车队仍被阻拦的报告后，紧急会见了时在重庆的国民党陕西省政府主席蒋鼎文，义正词严地指出，宝鸡警备区拦阻十八集团军车队的行为是汉奸行为，应立即改正，无条件放行，不要当破坏抗战的千古罪人。
　　两天后，宝鸡检查站派人通知龙飞虎，准许人员和车辆通过宝鸡。这支在宝鸡滞留了七天七夜的车队驶过渭河桥，快速向南驰去。当局可能自知理亏，途中再未下令阻拦，车队一路安全抵达重庆。
　　周恩来将此事定为“宝鸡事件”。龙飞虎他们回到重庆后，周恩来十分高兴，在党支部会上给予了表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