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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商史话
但是，他并没有在心头将桑弘羊抹去。会议结束后的第二年，也就是昭帝元凤元年（前80年）九月，燕王旦与昭帝发生了争夺皇位的斗争。掌管着兵权的霍光，终于以桑弘羊涉嫌参与这场宫廷事件为由，将桑弘羊满门抄斩。
之后到了15世纪中期，桑弘羊所推崇的重商主义，与近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西方经济学一起，成为世界经济学界研究的三个重点。
20世纪初，一个叫孙中山的革命党人以“国饶民足，而利国家”八个字，高度评价了桑弘羊的商业思想。
第七节商潮起伏
汉宣帝、汉元帝时期，西汉政权所积压的社会矛盾集中爆发，农民起义风起云涌，帝国像黄叶那样在秋风中飘摇欲坠。
公元8年，外戚王莽在长安城自立为帝，改国号为“新”。从王莽新政到曹魏政权建立之间，长安城商业在萧条、衰落、波动、复苏、停滞和倒退间，经历了前所未有的沉浮。翻读史册，字里行间写满了悲哀；再回首，往事并不如烟——
面对汹涌的农民起义，王莽下令实行五均、赊贷、六筦制，在市场管理、物价和货币等方面，效法《周礼》进行托古改制。五均，就是在长安、洛阳、邯郸、临淄、成都和宛等地设立五均官，改这些城市的市长为“五均司市师”，全面负责市场管理；还对商品实行最高和最低的两个限价，目的是用官府来控制和平抑物价。所谓赊贷，就是由官府来发放赊钱和贷款给工商业者，然后按照还款日期的长短来收取利息，到期不还者将会被官府认定为有罪之徒；此外，工商业者还要主动申报所得，其收入的十分之一为赋税。甚至连妇女在家养蚕、织布、纺线、补缝，都要到其所在地的官府缴纳其纯利抽十分之一的税。所谓六筦，就是除了五均、赊贷外，还实行盐铁专卖、官府管理山川、酒类专卖、官府铸钱，这其实是用官府的权力来夺取富商的利益，是官府对市场和商业贸易的一次大钳制。此外，在王莽执政期间，他还进行了四次货币改革，使得长安城和全国的货币流通陷入一片混乱之中。第一次在公元7年，王莽新增“大泉”“契刀”和“错刀”三种钱币，与五铢钱同时并用。如一枚“大泉”的质量是五铢钱的1.5倍，但价值却要相当于50枚五铢钱。第二次是在公元9年，他废掉原来的四种货币，以“小泉”和“大钱”为主要货币。第三次是在公元10年，王莽实行所谓的“宝货制”，将由五类材质、六大名头的货币分成28个不同的品种。第四次是在公元14年，王莽又发布新币，要求全国只能流通“货泉”“货布”两种货币。
王莽的货币改革实质，就是减轻新版货币的分量，让新货币比旧货币更贬值。说白了，就是借国家之手来完成对民间财富赤裸裸的掠夺。
王莽统治后期，农民起义军打进长安城，东市和西市商人去响应。王莽急匆匆逃到渐台想躲藏，被商人杜吴发现并一刀砍死。
公元25年，刘秀建立东汉政权，定都洛阳。关中的大地厚重得有些让人沉闷。刘秀需要呼吸更自由的空气，他要触摸到那股东来的紫气，而不是去听那西天瑶池的神话。
失去国都地位后，长安城商业状况远远不如西汉。在王莽末期和东汉初年，数十万流民进入长安城，但城市商业经济严重萧条，再也难觅昔日的繁华，几乎成为一座满目疮痍的废城。十个人中有七八个被饿死，被饿死的民众多达几十万，城市里不但没有商品交换，甚至更像是一座无人的空城。唉，说什么“长治久安”，放眼望去，天下生灵都在水深火热中挣扎。
因为刘秀政权是在商人和大地主支持下建立起来的，所以他调整了从周秦以来的“抑商”思路，开始用温和的态度来对待商人和商业活动。虽然没有明确出台给商人们拨乱反正的政策，但却在实际操作中采取了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放任政策。
于是，长安城里的商业开始恢复发展起来，一些失去土地的贫民和战争后无家可归的士兵，走进长安城，成为手工业劳动者。为了方便，东汉政府还把全国唯一的国家造币工厂设在长安。鉴于当时长安铸钱的官吏多耍奸弄巧，大汉朝廷就任命第五伦为督铸钱掾，管理长安的市场。第五伦统一了衡器，纠正了斗斛，很快市场上就再没有弄虚作假、欺骗买主之事发生，百姓为之欢悦叹服。加之，在长安城优越的地理位置、四通八达的交通、悠久的商业传统积淀等因素的共同作用下，长安城里的市场秩序很快就稳定下来。
然而，这时的长安城和西汉时期相比，却有天壤之别。以人口为例，西汉时以长安为主的关中人口接近250万，而东汉时关中人口仅有50万。东汉末期，到处都是军阀混战，长安城及其附近的商业受到了极大的破坏。
祸不单行。公元107年、公元140年、公元159年，生活在青藏高原、陇西地区的羌族人因不堪忍受沉重的剥削和压迫，连续发生了三次大规模起义。近60年间，东汉为镇压这三次大起义而耗费的军费，高达418亿钱之巨。可怜的长安城，作为羌族起义军和东汉政权交锋的前沿阵地，几乎成了一个大战场。起义军和官府士兵所到之处恣意抢劫，不仅严重破坏了基本的商业活动，也造成了长安城与西域和西南等地的商路中断。
公元189年，汉少帝刘辩即位。掌握朝政大权的外戚，秘密通知董卓回洛阳起义。董卓杀掉刘辩，立刘协为帝，也就是汉献帝。曹操、袁绍借机起兵讨伐董卓，史称“董卓之乱”。（连载14）
之后到了15世纪中期，桑弘羊所推崇的重商主义，与近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西方经济学一起，成为世界经济学界研究的三个重点。
20世纪初，一个叫孙中山的革命党人以“国饶民足，而利国家”八个字，高度评价了桑弘羊的商业思想。
第七节商潮起伏
汉宣帝、汉元帝时期，西汉政权所积压的社会矛盾集中爆发，农民起义风起云涌，帝国像黄叶那样在秋风中飘摇欲坠。
公元8年，外戚王莽在长安城自立为帝，改国号为“新”。从王莽新政到曹魏政权建立之间，长安城商业在萧条、衰落、波动、复苏、停滞和倒退间，经历了前所未有的沉浮。翻读史册，字里行间写满了悲哀；再回首，往事并不如烟——
面对汹涌的农民起义，王莽下令实行五均、赊贷、六筦制，在市场管理、物价和货币等方面，效法《周礼》进行托古改制。五均，就是在长安、洛阳、邯郸、临淄、成都和宛等地设立五均官，改这些城市的市长为“五均司市师”，全面负责市场管理；还对商品实行最高和最低的两个限价，目的是用官府来控制和平抑物价。所谓赊贷，就是由官府来发放赊钱和贷款给工商业者，然后按照还款日期的长短来收取利息，到期不还者将会被官府认定为有罪之徒；此外，工商业者还要主动申报所得，其收入的十分之一为赋税。甚至连妇女在家养蚕、织布、纺线、补缝，都要到其所在地的官府缴纳其纯利抽十分之一的税。所谓六筦，就是除了五均、赊贷外，还实行盐铁专卖、官府管理山川、酒类专卖、官府铸钱，这其实是用官府的权力来夺取富商的利益，是官府对市场和商业贸易的一次大钳制。此外，在王莽执政期间，他还进行了四次货币改革，使得长安城和全国的货币流通陷入一片混乱之中。第一次在公元7年，王莽新增“大泉”“契刀”和“错刀”三种钱币，与五铢钱同时并用。如一枚“大泉”的质量是五铢钱的1.5倍，但价值却要相当于50枚五铢钱。第二次是在公元9年，他废掉原来的四种货币，以“小泉”和“大钱”为主要货币。第三次是在公元10年，王莽实行所谓的“宝货制”，将由五类材质、六大名头的货币分成28个不同的品种。第四次是在公元14年，王莽又发布新币，要求全国只能流通“货泉”“货布”两种货币。
王莽的货币改革实质，就是减轻新版货币的分量，让新货币比旧货币更贬值。说白了，就是借国家之手来完成对民间财富赤裸裸的掠夺。
王莽统治后期，农民起义军打进长安城，东市和西市商人去响应。王莽急匆匆逃到渐台想躲藏，被商人杜吴发现并一刀砍死。
公元25年，刘秀建立东汉政权，定都洛阳。关中的大地厚重得有些让人沉闷。刘秀需要呼吸更自由的空气，他要触摸到那股东来的紫气，而不是去听那西天瑶池的神话。
失去国都地位后，长安城商业状况远远不如西汉。在王莽末期和东汉初年，数十万流民进入长安城，但城市商业经济严重萧条，再也难觅昔日的繁华，几乎成为一座满目疮痍的废城。十个人中有七八个被饿死，被饿死的民众多达几十万，城市里不但没有商品交换，甚至更像是一座无人的空城。唉，说什么“长治久安”，放眼望去，天下生灵都在水深火热中挣扎。
因为刘秀政权是在商人和大地主支持下建立起来的，所以他调整了从周秦以来的“抑商”思路，开始用温和的态度来对待商人和商业活动。虽然没有明确出台给商人们拨乱反正的政策，但却在实际操作中采取了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放任政策。
于是，长安城里的商业开始恢复发展起来，一些失去土地的贫民和战争后无家可归的士兵，走进长安城，成为手工业劳动者。为了方便，东汉政府还把全国唯一的国家造币工厂设在长安。鉴于当时长安铸钱的官吏多耍奸弄巧，大汉朝廷就任命第五伦为督铸钱掾，管理长安的市场。第五伦统一了衡器，纠正了斗斛，很快市场上就再没有弄虚作假、欺骗买主之事发生，百姓为之欢悦叹服。加之，在长安城优越的地理位置、四通八达的交通、悠久的商业传统积淀等因素的共同作用下，长安城里的市场秩序很快就稳定下来。
然而，这时的长安城和西汉时期相比，却有天壤之别。以人口为例，西汉时以长安为主的关中人口接近250万，而东汉时关中人口仅有50万。东汉末期，到处都是军阀混战，长安城及其附近的商业受到了极大的破坏。
祸不单行。公元107年、公元140年、公元159年，生活在青藏高原、陇西地区的羌族人因不堪忍受沉重的剥削和压迫，连续发生了三次大规模起义。近60年间，东汉为镇压这三次大起义而耗费的军费，高达418亿钱之巨。可怜的长安城，作为羌族起义军和东汉政权交锋的前沿阵地，几乎成了一个大战场。起义军和官府士兵所到之处恣意抢劫，不仅严重破坏了基本的商业活动，也造成了长安城与西域和西南等地的商路中断。
公元189年，汉少帝刘辩即位。掌握朝政大权的外戚，秘密通知董卓回洛阳起义。董卓杀掉刘辩，立刘协为帝，也就是汉献帝。曹操、袁绍借机起兵讨伐董卓，史称“董卓之乱”。（连载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