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西安半坡母系氏族社会的遗址中，真实地保留了当时商品交换的痕迹。半坡遗址出土的石器，其底胎有很多来自不同种类的岩石。然而，地质学家踏遍西安周边的山山水水后，却仅仅发现了片麻岩、石英岩等7种岩石，其他的如玄武岩、辉绿岩、花岗岩等16种岩石，则分布在关中平原以西遥远的地区。这16种“外来户”岩石，很有可能是先祖们以物易物交换得来的。
　　数千年后，欧洲人卡尔·马克思在《资本论》里这样写道：“在公社互相接触时引起产品的互相交换，从而使这些产品逐渐变为商品。”这个大胡子的德国人也许不知道，在他发表这段论证的6000年前，居住在陕西半坡的原始人一直都是这么干的。
　　之后，他们进入了铁器和牛耕时代，在繁重的生产劳作中，男性逐步取代女性成为氏族社会的主力。随着人口规模的不断扩大，白鹿原周边的植被日渐稀疏，浐河里的鱼虾也越来越少。
　　生存的难题，再一次困扰着这支生活在渭水下游的原始族群。
　　此后，他们从浐河流域迁徙到了陕西武功一带的姬水流域。
　　在这里，中华民族共同祖先的雏形初现了：一支是姬水流域的姬姓轩辕黄帝族部落，一支是宝鸡姜水河岸边的姜姓炎帝族部落。
　　黄帝族顺洛水南下，东渡黄河，沿中条山、太行山向东北扩展，在晋南黄河一带，建起了很多姬姓小国；炎帝部落则以宝鸡为中心，沿渭河向四周扩展，其中一个重要分支顺渭水东下，沿黄河南岸向东发展，形成姜姓国家。
　　在不断东进中，黄帝和炎帝各自的势力也得以空前扩大，他们成为华夏民族的两大核心部族。
　　数千年后，黄帝与炎帝被这片土地上的后世人称为华夏民族的人文始祖。第二节炎帝创市
　　位于关中平原西部的宝鸡，是一座拥有2770余年建城史的城市。
　　这里地处关中平原西部，是八百里秦川的“豹尾”，是西连甘青、南通巴蜀的战略要冲和交通枢纽。早在8000多年前，先祖们就在宝鸡关桃园遗址开启了最初的文明。地处宝鸡的北首岭遗址，距今7000多年，是早于仰韶文化半坡遗址的一种文化遗存。相传5000多年前，炎帝在宝鸡开启了中华农耕文明。
　　我们知道，在西安半坡的原始人已经开始了以物易物的民间交换，然而，将这种交换上升为“国家行为”的，则是炎帝神农氏。
　　炎帝，名石年，姜姓，号神农氏。蚩尤氏、共工氏、四岳氏等都是炎帝著名的后裔。后世的子孙，将祭奠炎帝视为大事。乾隆二十九年（1764）《重修宝鸡县志建制》记载，后人为缅怀炎帝功德修建的神农庙，成为很多地方官员“春耕籍田”祭祀炎帝的场所，每年春秋都要举行隆重的“籍田”典礼。届时百官与民同耕，由知县手扶犁把，撒种、耕地，行九推九返典礼，仪式后还要行三跪九叩大礼。
　　炎帝的主要功绩一是带领先民首倡种谷、制作耒耜，奠定了农业发展的基础。他让原本以采摘各种草木果实来饱腹的先民学会了耕种，并有了收获，从而结束了那段苦不堪言漫长的蛮荒时光。在政论集《新语·道基》中，陆贾称赞炎帝神农“以为行虫走兽难以养民，乃求可食之物，尝百草之实，察酸苦之味，教民食五谷”。五谷，即麻、黍、稷、麦、豆五种作物。春天播下优良的种子，秋天收获起大把大把沉甸甸的希望。此外，炎帝还发明了用于耕种的工具——耒耜。炎帝砍削树木做成耜的尖木头，揉弯木杆制作成曲柄，用来教百姓如何耕种和除草，创造许多耕作器具，使天下广种粮食。在宝鸡关桃园遗址的大发现中，还发现了数件骨耜，这是在黄河流域第一次发现骨耜。骨耜的出土，说明宝鸡地区原始农业和种植业的兴起与发展，使得部落里的作物更加丰富。
　　二是开创纺织业，教先民制作衣裳。上古时期的先民是不穿衣服的，他们最初用树叶、树皮来遮羞，后来学会了在河边岩石上磨制骨针、骨锥，将树叶、树皮、兽皮缝成一块来遮身蔽体。但这些粗糙的东西，根本就经不住风吹雨打和霜雪侵袭。某天，炎帝从部落人采集的长草中发现有种柔软的植物——麻。于是，就把麻晒干后穿在骨针的针眼里用于缝织，经过无数次的不断尝试和摸索，他带领先民用骨针、骨梭和陶质纺轮等缝织工具，将麻织成布做成衣裳。
　　在先民完成了农业耕种，解决了吃饭穿衣这些生存大计之后，炎帝还教人们制作陶器、做弓箭，发展手工业，如手工制陶业、手工缝织业等。这些，就是炎帝对后世子孙的第三个大功劳。原始弓箭的应运而生，有效地防止了野兽的袭击，有力地打击了外来部落的侵犯，保卫了部落族人的生命安全和劳动成果。
　　农业文明的出现，是人类的第一次社会大分工。以制陶、纺织为代表的手工业的出现，则标志着第二次社会大分工。在告别蛮荒迈向精细化的过程中，人类的社会产品有了剩余，并逐渐变得丰富，于是，以物易物、互通有无的交换活动开始萌芽。他们先是在本部落、同一行业内进行交换，接着又扩大到不同部落和不同行业之间去。那时交换的物品非常有限，交换的时间很短暂，交换的地点也不固定，但交换的目的仅仅用于满足调剂余缺和互通有无。就这样，炎帝开创了市场的雏形，开辟了中国市场交换的先河。
　　（连载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