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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征
陈昌浩对张国焘另立“临时中央”的举动不知所措。尽管一直对张国焘十分崇敬，但陈昌浩至少清醒地知道，党中央是由全国党的代表大会选举产生的，并且要经过共产国际的批准确认。在这样一个荒僻之地，在这样一个混乱的会议上，仅凭一个人的意志就企图推翻中央，这显然关乎一个是否合法的问题——也许从这一刻开始，陈昌浩心中的政治天平出现了某些变化。而徐向前在会上既不发言也不举手表决。因为徐向前是红四方面军最重要的军事将领，张国焘不得不在会后找到他，小心地探询他的意见。徐向前对张国焘说：党内有分歧，谁是谁非，可以慢慢地谈，总会谈通的。现在开除这个，通缉那个，只能让亲者痛仇者快。现在弄成两个中央，如果被敌人知道了有什么好处？
在以往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无论内部的争执对立多么激烈，从来没有人试图另立一个中央。作为共产党内一个老资格的领导人，张国焘不可能不知道他这一行为的严重性。因此，在他宣布成立“临时中央”之后，很长一段时间都没敢对外公开。直到两个月以后，在他认为已经取得了军事上的胜利时，才把这件事用电报的形式正式“通知”中央，而且完全删除了开除并通缉毛泽东等人，重新制定组织名单的事。张国焘说他成立“临时中央”的目的仅仅是为了“伸张正义”，并没有强化“临时中央”的组织机构和政治作用，“临时中央”的存在“似只是一个名义”而已。但是，无论张国焘如何狡辩，他在一九三五年十月另立“临时中央”的行为，永远是中国共产党党史上一个绝无仅有的分裂事件。
朱德的警卫被撤掉了，康克清找到方面军的保卫部门，保卫干部说：只要总司令跟着张总政委一起活动，就不会有危险。康克清只好去找红五军团军团长董振堂，董振堂派来的几个同志从此跟随在朱德身边，一直到达陕北延安。后来，朱德和他的公务员连饭都吃不上了，伙房开饭的时候不通知他们。康克清生气了，说“革命革得连饭都没得吃了”。朱德说：“我们一顿半顿吃不上饭，还不是常事嘛。饿一顿怕什么？”但他还是亲自给第九军团军团长罗炳辉写了一封信。罗炳辉赶快派人送了一袋面来。从此，朱德和他身边的人的吃饭问题，就由第九军团负责了。再后来，又有传言说康克清是朱德的情报员，必须把他们分开。康克清被调到了方面军妇女运动委员会，那里离朱德所在的红军总司令部有二十里远。康克清对朱德说：“我打算一个人北上。”朱德摇了摇头：“你若单独一人行动，正好给他们借口，把分裂的罪名加在你头上。这一点你没有想到吧？”于是，康克清去妇女委员会报到了。工作中，康克清的身边总有一位叫萧朝英的女红军。后来两个人亲如姐妹时，萧朝英才告诉康克清，她是组织上派来专门监视康克清的，上级还要求她在适当的时候把康克清的手枪缴了，但她听说康克清带过兵打过仗，所以一直没敢这么做。萧朝英问康克清：“如果我真要缴你的枪，你怎么办？”康克清把腰间的手枪一拍，说：“那这支枪可就不客气了！”萧朝英吐了吐舌头：“多亏我多了个心眼儿，要是傻里傻气地听他们的话，说不定会挨你一枪哩！”
刘伯承因为反对张国焘的“临时中央”，被撤销了红军总参谋长职务。当时他手里有一套与共产国际联络的电报密码。张国焘的“临时中央”如想取得承认，必须首先和共产国际联系，而一旦让张国焘联系上，定会给中共中央造成很大的麻烦。那时刘伯承正在恋爱，他喜欢上了红四方面军中十九岁的女红军汪荣华。在安徽六安参加红军的汪荣华在总参谋部四局工作，她与刘伯承在一、四方面军会合后认识了。两个人一起散步的时候，汪荣华说：我是普通农家的女儿，十四岁就参加了红军，只上过一年的私塾和两年的学堂，无论在资历和学识方面都和总参谋长差得太远。刘伯承说：我家也是穷苦农民，因为祖父当过吹鼓手，当年我考秀才的时候还被县官赶出了考场。正因为我们穷苦，活不下去，才起来革命，才走到一起来了。文化水平低不怕，我帮助你！卓木碉会议后，痛苦万分的刘伯承找到了汪荣华。他说：张国焘软的硬的手段都使了，现在他不叫我率领部队了，叫我到红军大学当校长。我是带兵打仗的，敌人的千军万马都不怕，还怕排斥打击和撤职吗？年轻的女红军汪荣华当即表示，无论发生什么事，都与刘伯承生死相依。刘伯承把与共产国际联络的电报密码烧了。许多年后他才说：“我告诉了总部秘书长刘少文，把密码烧了。这套密码藏在一本英文版的《鲁滨逊漂流记》里。这件事除了我二人外，谁也不知道。当时如果张国焘知道了，那我们也就完蛋了。”
世上谁人能想到，移动中的中国红军会把电报密码藏在一个举世闻名的漂流故事的字里行间？
十月七日，张国焘发布了《绥丹崇懋战役计划》。
所谓绥、丹、崇、懋，指的是绥靖、丹巴、崇化和懋功。作战计划要求红四方面军采取“秘密迅雷的手段”，“沿大金川两岸夹河并进，配合夺取绥靖、崇化，随即分取丹巴、懋功”，以此作为方面军南下夺取成都附近富庶地区的策源地。
具体的作战部署是：部队分成左、右两支纵队，分别由观音桥和党坝沿着大金川两岸南下。右纵队由第九军二十五师、第三十一军九十三师和第五军共八个团组成，王树声为纵队司令员，詹才芳为政治委员，八日自观音桥出发，沿大金川右岸南下，于十二日占领绥靖，十六日占领丹巴。
在以往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无论内部的争执对立多么激烈，从来没有人试图另立一个中央。作为共产党内一个老资格的领导人，张国焘不可能不知道他这一行为的严重性。因此，在他宣布成立“临时中央”之后，很长一段时间都没敢对外公开。直到两个月以后，在他认为已经取得了军事上的胜利时，才把这件事用电报的形式正式“通知”中央，而且完全删除了开除并通缉毛泽东等人，重新制定组织名单的事。张国焘说他成立“临时中央”的目的仅仅是为了“伸张正义”，并没有强化“临时中央”的组织机构和政治作用，“临时中央”的存在“似只是一个名义”而已。但是，无论张国焘如何狡辩，他在一九三五年十月另立“临时中央”的行为，永远是中国共产党党史上一个绝无仅有的分裂事件。
朱德的警卫被撤掉了，康克清找到方面军的保卫部门，保卫干部说：只要总司令跟着张总政委一起活动，就不会有危险。康克清只好去找红五军团军团长董振堂，董振堂派来的几个同志从此跟随在朱德身边，一直到达陕北延安。后来，朱德和他的公务员连饭都吃不上了，伙房开饭的时候不通知他们。康克清生气了，说“革命革得连饭都没得吃了”。朱德说：“我们一顿半顿吃不上饭，还不是常事嘛。饿一顿怕什么？”但他还是亲自给第九军团军团长罗炳辉写了一封信。罗炳辉赶快派人送了一袋面来。从此，朱德和他身边的人的吃饭问题，就由第九军团负责了。再后来，又有传言说康克清是朱德的情报员，必须把他们分开。康克清被调到了方面军妇女运动委员会，那里离朱德所在的红军总司令部有二十里远。康克清对朱德说：“我打算一个人北上。”朱德摇了摇头：“你若单独一人行动，正好给他们借口，把分裂的罪名加在你头上。这一点你没有想到吧？”于是，康克清去妇女委员会报到了。工作中，康克清的身边总有一位叫萧朝英的女红军。后来两个人亲如姐妹时，萧朝英才告诉康克清，她是组织上派来专门监视康克清的，上级还要求她在适当的时候把康克清的手枪缴了，但她听说康克清带过兵打过仗，所以一直没敢这么做。萧朝英问康克清：“如果我真要缴你的枪，你怎么办？”康克清把腰间的手枪一拍，说：“那这支枪可就不客气了！”萧朝英吐了吐舌头：“多亏我多了个心眼儿，要是傻里傻气地听他们的话，说不定会挨你一枪哩！”
刘伯承因为反对张国焘的“临时中央”，被撤销了红军总参谋长职务。当时他手里有一套与共产国际联络的电报密码。张国焘的“临时中央”如想取得承认，必须首先和共产国际联系，而一旦让张国焘联系上，定会给中共中央造成很大的麻烦。那时刘伯承正在恋爱，他喜欢上了红四方面军中十九岁的女红军汪荣华。在安徽六安参加红军的汪荣华在总参谋部四局工作，她与刘伯承在一、四方面军会合后认识了。两个人一起散步的时候，汪荣华说：我是普通农家的女儿，十四岁就参加了红军，只上过一年的私塾和两年的学堂，无论在资历和学识方面都和总参谋长差得太远。刘伯承说：我家也是穷苦农民，因为祖父当过吹鼓手，当年我考秀才的时候还被县官赶出了考场。正因为我们穷苦，活不下去，才起来革命，才走到一起来了。文化水平低不怕，我帮助你！卓木碉会议后，痛苦万分的刘伯承找到了汪荣华。他说：张国焘软的硬的手段都使了，现在他不叫我率领部队了，叫我到红军大学当校长。我是带兵打仗的，敌人的千军万马都不怕，还怕排斥打击和撤职吗？年轻的女红军汪荣华当即表示，无论发生什么事，都与刘伯承生死相依。刘伯承把与共产国际联络的电报密码烧了。许多年后他才说：“我告诉了总部秘书长刘少文，把密码烧了。这套密码藏在一本英文版的《鲁滨逊漂流记》里。这件事除了我二人外，谁也不知道。当时如果张国焘知道了，那我们也就完蛋了。”
世上谁人能想到，移动中的中国红军会把电报密码藏在一个举世闻名的漂流故事的字里行间？
十月七日，张国焘发布了《绥丹崇懋战役计划》。
所谓绥、丹、崇、懋，指的是绥靖、丹巴、崇化和懋功。作战计划要求红四方面军采取“秘密迅雷的手段”，“沿大金川两岸夹河并进，配合夺取绥靖、崇化，随即分取丹巴、懋功”，以此作为方面军南下夺取成都附近富庶地区的策源地。
具体的作战部署是：部队分成左、右两支纵队，分别由观音桥和党坝沿着大金川两岸南下。右纵队由第九军二十五师、第三十一军九十三师和第五军共八个团组成，王树声为纵队司令员，詹才芳为政治委员，八日自观音桥出发，沿大金川右岸南下，于十二日占领绥靖，十六日占领丹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