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市场已经有苜蓿在售卖了。看着嫩闪闪、绿莹莹、水灵灵的苜蓿芽儿，我想起了儿时和苜蓿有关的许多往事。
　　20世纪60年代初期，我们村子东边的地里种了十几亩苜蓿，那是生产队为饲养室的几十头牛准备的青贮饲料。为了防止有人偷苜蓿，队长便指派了五保户马大爷看护。马大爷是从河南逃难落户到我们村的，是个受过很多苦的老人。他看护苜蓿，常常是在挨东屯村的那条路上转悠，而离我们村较近的积水壕边那一小块坡地上的苜蓿，却是带理不理的。可不是嘛！自从散了村食堂，村里大部分人都吃不饱饭。为了能活着，人们把办法想尽了。可眼下，红苕蔓吃完了，榆树皮几乎被剥光了，最早出土的野菜也被挖尽了，槐树上的豆荚还没长出来，大家都眼巴巴地瞅着生产队的苜蓿。马大爷咋能不明白呢，所以，对积水壕边的苜蓿，他也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了。
　　有些人吃苜蓿，也许是尝个新鲜。而我家兄弟姊妹多，劳动力少，全家人常处于饥肠辘辘的状态。青黄不接的时候，苜蓿就成了我们的“救命菜”。
　　刚刚开春，尚未上学的我便领着妹妹开始撅苜蓿。苜蓿刚刚苏醒，枝芽儿紧贴着地面，还没有支棱起来，短短的。颜色是绿中泛着灰，摸上去涩涩的，没有质感，这时候的苜蓿是“撅”不成的。我们要先圪蹴下去，清除苜蓿边隔冬的杂草枯茎，摩挲摩挲沉积在苜蓿芽上的陈年浮尘，然后连掐带抠。两双小手不敢懈怠地抠呀掐呀，一晌也只能收获小半笼。母亲把苜蓿芽淘洗干净，倒进锅内正熬着的稀稀的苞谷稀饭里。黄澄澄的饭汁，绿莹莹的菜芽，尽管不耐饥，母亲总算没有荒了孩子们的胃肠。
　　有一天，我和妹妹正在专心掐着苜蓿，忽然，姑姑来到了我们身边。姑姑家在东屯村，和我们村连畔种地。她是在给生产队锄草时看见了我俩，趁歇晌的时间过来的。姑姑穿着阴丹士林蓝大襟衫子，黑条绒大方口偏带鞋。她蹲下来，顺手掐了一把苜蓿放在笼里，神情关切而又颇显无奈地问：“你俩天天都来撅苜蓿？”我和妹妹点点头，我看见姑姑眼圈红了。姑姑家也有四个孩子，日子过得也不宽裕。临走时，她说：“你俩按时回家，别让你妈操心。”第二天，姑姑用手帕给我们包了两个馍馍，馍里还夹了自家晒制的豌豆酱。那天，我和妹妹享受了一次吃饱肚子的奢侈。
　　太阳渐渐增加了它的威力，竹笼中的苜蓿被晒得蔫耷耷的。我觉得掐的苜蓿太少对不起母亲，有一天，灵机一动，决定回家前在积水壕把苜蓿淘洗一下。暑天的时候，积水壕常有小伙子来游泳，水不凉的时候大姑娘小媳妇也常来洗衣服。那会儿没人来，水清泠泠的。我站在壕边一块大青石上，把竹笼放入水中又提上来。反复几次，将苜蓿淘洗得干干净净，枝芽儿也蓬蓬勃勃。回到家里，眼尖的母亲一下子便看见了我裤腿上的湿印，年幼的妹妹嗫嚅着说：“淑姐嫌苜蓿少，怕你骂，淘了。”母亲杏眼圆睁：“多些少些是个啥事嘛，那积水壕淹死过人哩！你俩是想让我后悔一辈子呀！”母亲几乎是在吼叫了，眼泪却在眼眶里打着转儿。
　　苜蓿长到三寸多高的时候，一簇一簇的，最容易“撅”，也可以说是“薅”，一撅一薅便是一大把。我每天都把竹笼装得满满的，压得瓷瓷实实的。母亲把苜蓿淘净沥干切碎后，撒上一点食用碱面，然后在案板上用力揉搓。待碱面揉匀后，再拌上面粉稍加揉搓，这样苜蓿麦饭便做成了。抖散以后放在箅子上，再上锅蒸。蒸熟后的苜蓿麦饭绿油油的，用盐和油葱花拌了后，闻起来清香扑鼻，吃下去有韧性，顶饱耐饥。在那把人饿得前心贴后背的日子里，那样的苜蓿麦饭不啻鸡鸭鱼肉和海味山珍啊！
　　彩凤也是常来撅苜蓿的女孩之一。她比我大三岁，家穷兄妹多，到上学年龄了，父母却不让她上学。她长得很好看，白里透红的脸蛋，小巧的鼻子，一头短发带着天生的卷儿，像个洋娃娃，笑起来眼睛就像月牙儿一样。那是一个下午，我挎着苜蓿笼刚上了回村的土路，突然迎面一阵狂风刮来，掀翻了我的笼，苜蓿全撒在地上，我急得哇哇大哭。彩凤从我后边追上来，她帮我把苜蓿揽进笼里，对我说：“把笼抱在怀里，脊背朝西倒着走，这样，风不会掀翻笼，土也迷不了眼。”她一直陪着送我到家门口。那时候，我认为彩凤是天底下最善良也最聪明的女孩。
　　苜蓿陪我度过了衣食不周的童年，撅苜蓿带给我许多苦涩的记忆，也给我留下了温暖的回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