岁月渐行渐远，记忆如同长在地下的红薯根须，越扎越深，越伸越长。
　　那些年，塬上的土地干旱贫瘠，收成一半靠天、一半靠人，水是影响庄稼生长的关键因素，天旱时，人们吃水都成问题，浇地就更别想了，唯一能做的就是种植耐旱作物，最大限度争取产量。红薯适应性强、抗旱品质好、产量高，深受塬区农民喜爱，成为重要的种植物种。
　　春天是栽种红薯的季节，一场春雨过后，人们从自家的苗圃中拔出粗壮结实的红薯苗，开始下地种植。有时等不到下雨，就要挑水抢时栽种。下午时分是种植薯苗的黄金时段，红薯苗可以避过烈日暴晒，成活率比较高。
　　吃过下午饭，男人挑着水桶，女人拿着镢头提着薯苗，来到自家地头，男人用镢头刨出一个个土坑，株距行距就像用尺子量过，列兵布阵般整齐划一。女人舀一瓢水和上稀泥，先让苗根沾上泥，然后分开薯苗，一窝丢进一棵。接着一手把苗扶正，一手用土埋好，埋至一半深时将土夯实，再从水桶中舀水，均匀浇灌在坑里，等水渗得差不多了，才用土填满。一切都是为了保墒，提高薯苗成活率。
　　栽种红薯算不得体力活，但必须长时间蹲在地上，时间一久，腰酸腿困，比扛重物还累。我实在受不了这“罪”，只能蹲一会儿便站起身，不停地扶腰捶背，实在撑不住了，索性就跪着干。领受过栽苗的辛苦后，我宁可去挑水也不愿蜷缩着身子受那份煎熬。
　　翌日早上，站在地头观望，一棵棵薯苗竖直挺拔，一派蓬勃景象。然而，接下来却是一连数日的晴天，薯苗开始变得无精打采，有的甚至蔫头耷脑，一副萎靡不振的样子。于是，我们又不得不挑起水桶、提着备用苗，补墒补栽。
　　终于，薯苗慢慢婆娑开来，田地被一片绿色覆盖，此时心情也如同伸展开的薯蔓迎接着阳光雨露，蓬勃滋润。经历了酷暑、秋朔，终于等到红薯成熟季节。霜降一过，人们便开始收获期盼已久的地下“宝藏”，此时，庄稼人的喜悦不仅绽放在脸上，更展现在割蔓的镰刀上、挥舞的镢头上。
　　割蔓是一项细心活，需把每一窝红薯的枝蔓割去，留下一截主蔓在地表上，犹如“引信”，标识出每一窝红薯的位置，这样才不会盲目地刨挖。在我家乡，刨红薯也叫出红薯，活儿虽然笨拙，却有一定的技术含量。有经验的老农，都是先在薯蔓两边各刨一下，使周围土质变松，再在蔓的前方来上一镢，这样就不会伤着红薯。这种出红薯的方法虽然消耗体力，但刨出的红薯个头完整、品相好。一镢头下去，一窝红薯从地里探出身来，用手一提根蔓，大大小小的红薯滴里嘟噜，甚是可爱。
　　出好的红薯要在地里通风晾晒一会儿，等表皮变干后，再小心地装进竹笼里运回家，经过挑选，把个头匀称、没有伤疤的红薯放到薯窖里。家乡的薯窖一般都有一两丈深，窖底温湿度好，红薯可以存放到来年春天。那些有伤疤或品相差的就留着当下吃或切成片晾晒，或打成浆做成粉面（淀粉），制成凉粉、粉条。
　　闲冬时节，父亲总要带我到出过红薯的地里“补捡”一番。父亲就像变魔术般在曾经刨挖过的红薯地里翻捡出许多遗漏的惊喜。而我却刨不到几个，这不是凭运气，而是靠劳动智慧。
　　红薯的吃法很多，不管是蒸、煮、烤、炸，都有着独特的滋味和挥之不去的诱惑。红薯经过加工，可以制成粉条、凉粉、炒粉、穰皮等，成为餐桌上的美味佳肴。
　　早先每到冬季，学校门口就会有一位身着蓝棉袍的大爷守在火炉旁，不紧不慢地翻烤着红薯。无须吆喝，那特有的香气会弥漫开来，学生们抵挡不住诱惑，课间火炉总是被围得水泄不通，而我却很少光顾。
　　对我这个农村娃来说，烤红薯不算什么稀罕物，花钱去买不划算。周末的晚上，我会在蜂窝煤炉上放几个洗好的红薯，上面扣一个废弃的搪瓷脸盆，然后去邻村看一场露天电影。等回来时，老远就会闻到诱人的香味，那是冬日里美好的回忆。
　　我也喜欢吃蒸红薯。在大铁锅里放上箅子，添些水，将洗好的红薯摆在箅子上，盖上锅盖烧起旺火，等红薯快熟时改成文火，这种蒸红薯的方法最常见。然而，家乡的人却喜欢用瓷碗代替箅子，把一只瓷碗倒扣在锅底，添上水，将红薯摆放在碗的周围，这种方法当地叫“焪红薯”，添水是关键，水少了易把锅蒸干，水多了红薯会浸在水里，只有当红薯蒸好时碗下还有一些余水才最显示水平。这样“焪”出的红薯味道也极好。剥去一层薄薄的皮，咬上一口，甘甜美好，满嘴留香，只是下咽时，有时会噎得人伸脖鼓眼，直拍胸脯，一副如同吃了干焙炒面的表情，却让人难以忘怀。
　　记忆里的童年，冬天，天还未亮，风箱的“啪嗒”声便把我从睡梦中唤醒，窗外一夜的积雪将庭院映出淡淡白色。这时，母亲早已将洗好的红薯放进铁锅里，父亲拉着风箱，“啪嗒，啪嗒……”奏出乡村特有的晨曲。红薯的香气弥漫开来，在屋子、庭院和巷道里四处飘散，母亲唤我起床的声音在此时响起，上学的书包里常装着热气腾腾的红薯和父母不尽的叮咛。
　　岁月匆匆，那根植在脑海中的薯味，不仅伴随着一生的牵念，还融入了许多美好的情感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