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建林：陕西宝鸡凤翔人，硕士，中国作家协会会员，现供职中央某媒体。著有长篇历史小说《篦子道》《徐淮记》等作品。
　　在儿时的记忆中，父亲是一座坚实可靠的大山，不管日子多么艰难，他总能想尽办法扛过去。怕我们几个挨饿，他背着高粱面，钻南山割竹子，扎成扫把，拉到集市上卖钱，然后买粮食回来。无论遇上什么难事，我都不曾见过父亲落泪。
　　父亲为了一家人的生计，一年到头在外奔波。唯有夏收秋种农忙和过年时，我才能见到父亲。那时，我们总是聚少离多，陪伴几乎为零。可这丝毫没有影响我对父亲的崇拜。在我的心目中，父亲是一家人的靠山，是无所不能的英雄。所以，父亲回家的日子，便是我最开心的日子。无论在外吃了多少苦、受了多少累，挣钱多与少，父亲脸上总是挂着慈善的笑容。他还会给我带来惊喜，要么是稀罕的吃食，要么是流行的衣服，还有外面世界的新奇。而最为记忆犹新的是那年夏天，父亲从百里之外的安康，背回一台电视机。
　　那天，一场疾风骤雨打湿父亲的衣衫，却没打湿用床单裹得严严实实的十四寸二手黑白电视机。父亲小心翼翼地将电视机放在高低柜上，我便迫不及待地吵吵着要看。父亲只好接上电源，打开，满屏的雪花点，直看得人眼花。就这样，我和哥哥也高兴得连蹦带跳，跟过年似的。父亲一脸得意的笑容，告诉我们等天晴了，接上室外天线，收到信号，就能看了。雨过天晴，父亲爬上房顶，在屋脊上架起了电视天线，左右前后转动方向，直至电视画面清晰音质干净，才固定了下来。这下，我们哥俩可以趴在炕上，毫无顾忌地看电视了。
　　要说，那个年代，电视机是稀罕物件，全村仅仅四五台。我和哥哥为看个电视，也没少流泪。每每天色黑将下来，我和哥哥便去有电视机的叔叔家门口徘徊，有时从门缝往里看，有时支棱着耳朵使劲听，看看人家电视机是不是开着。若有电视声响，便会去推门。门若虚掩着，我们会硬着头皮进去看一会儿；门若紧关着，我们只好哭丧着脸失望地回家。有时，人家不让看，还会哭鼻子。
　　记忆日渐模糊起来了。然而，父亲每次从外边回来的日子，犹若昨日，恍若眼前。那时，最期待的事情莫过于父亲回家了。后来，我考上大学，远赴冰城求学，从军入伍，又转业。在繁华又陌生的京城，我定居了下来，结婚、生子、买房、工作，为自己的小家忙碌，渐渐疏远了父亲。不知不觉间，时光悄然流逝了。我长大了，父亲却老了。我们又是千里相隔，回家的日子也越来越少。不承想，父亲如今最开心的日子，便是我回家的日子，仿佛时光倒流。父亲像我小时候盼着他回家一样期待着我回家。
　　每一次回家，父亲依然一脸慈祥，满心欢喜。然而，他那爬满皱纹的脸上却写满了沧桑，没了往日的坚毅。日渐衰老的身体，终究难以支撑年轻时劳累过度的损伤，他积劳成疾，突发急性肾衰竭住进了医院。接到母亲电话的那一刻，我便火急火燎赶了回去。
　　一向刚强的父亲躺在病床上，穿着宽松的病号服，身体更加消瘦，眼窝深陷，眼里噙满了泪水。我顿时心酸，真正感到大山般坚实强大的父亲老了，已经变得异常脆弱了。那是我第一次见到父亲的眼泪。还好，病来得急，去得也快，治疗一周便无大碍了。我就不得不回去上班。于是，我向父亲辞别。他眼里又是泪光闪闪，哽咽着，竟不能言语。父亲的眼泪流进了我的心里。或许，他那一刻的泪水是对儿子远行的不舍，更是对儿子的依赖。
　　时光让我们长大，也将父亲变成了蹒跚老人。自此以后，我每每回家，都会不经意间看到父亲的眼泪。尤其是我坐车离家的那一刻，父亲总会转过身，背对着我悄悄抹眼泪。那种离别，是一种无法言说的酸楚。
　　而作为一个远在他乡的儿子来说，我能做的，只是尽可能多抽时间回家，多陪陪他。今年春节，整整五天，我与父亲时刻在一起，他像个收到压岁钱的小孩般开心，唠叨个没完没了。他讲自己年轻时为填饱肚子干的荒唐事，也吹嘘自己引以为豪的丰功伟绩。
　　父亲是上世纪五十年代初生人，兄弟姐妹多，又排行老大，穷人家孩子早当家。他总是对我说，他十三岁便扛起了生活的重担，跟着爷爷上山砍柴，拉到集市卖掉，贴补家用。每每说起替两个弟弟盖房娶媳妇的事，父亲脸上荡漾着自豪骄傲的神色。他用实际行动诠释了长子如父的真谛。他与母亲婚后不久，便与爷爷奶奶分家单过了。那时，没有地方住，父亲便带着我们住进了生产队遗弃的四面漏风的饲养室。一旦遇上雨天，外面下大雨，屋里下小雨，母亲只好抱着年幼的我和哥哥，一宿一宿坐在不漏雨的墙角。
　　父亲告诉我，他贷了200元钱，买了砖瓦、木材，凭一己之力盖起了三间大瓦房，结束了我们一家人居无定所、风雨飘摇的凄凉日子。父亲不怕吃苦，不怕受累。他跟我说，年轻时干活从来不惜力，别人搬十块砖，他就搬二十块；跟人打赌，一口气吃掉一个大西瓜；喝酒划拳，无人能敌。最厉害的一次，他跟一个村子的二十多个老爷们打通关，喝掉了二斤白酒。
　　父亲受过的苦，融化了岁月的无情。父亲扛过的艰难，幻化成了美好的回忆。唯有父亲的眼泪，深深地流进了远在千里之外的儿子心里。
　　父亲的眼泪，成了我生命里魂牵梦绕的难以割舍的牵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