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一

    图二

　　铜镜是古人理妆照容的日常用品。据传，它最初是由黄帝创造的，和诸多青铜礼器一样，经历了由早期社会上层权贵专属奢侈品到平民百姓日用品的普及变化过程。扶风县博物馆收藏有古代铜镜500余面，它们种类繁多、制作精良，集中反映出我国不同历史时期人们的审美理念、铸造技术和日常生活等各方面的信息。其中1980年在扶风县城关镇上原峪村发现的一个青铜器窖藏中，曾出土了13面铜镜，在这批铜镜中出现了2面奇特的铜镜，分别是具有汉代装饰图案的清白铭文镜和唐代典型装饰的海兽葡萄纹镜（见图一、图二）。如果只是从纹饰来看，铜镜似乎为汉、唐时期的作品，但是制作比较粗糙，其实在它们的背后还有故事。
　　唐代，铜镜制作达到顶峰，当时铜镜因为金属成分中锡含量提高，所以往往多呈现光亮的银白色，图案装饰多种多样，使铜镜不仅仅是日用品，甚至成了绝美的艺术品。扶风县博物馆里收藏的铜镜中，黑漆古海兽葡萄纹镜就是仅有的两面一级铜镜之一，宋代金石专著《宣和博古图》、清代《西清古鉴》等著作中都对这类葡萄纹镜有详细的记述。那面汉代铭文镜边缘上还有錾刻的文字，而海兽葡萄纹镜更是粗恶不堪，表面颜色为发黄铁锈色，部分坑洼区域还出现沙眼和流铜的痕迹，很显然，它们与处于制作高峰时期的汉代、唐代铜镜外观差别很大。
　　实际上，这两面铜镜都是后代仿制的！
　　文献记载，宋金之时，金国虽然占据北方大片地区，但是铜矿却十分匮乏，朝廷每年举行的祭祀也没有足够的青铜器作为礼器，只能用瓦器（陶器）代替，也没有足够铸造钱币的铜，以至于在与宋、辽进行贸易时，常常要使用两国的货币，而对于频繁战争需要的兵器铸造同样形成掣肘。一直到占领北宋领土以后，金国都始终处于一个缺少铜料的境况。铜这种金属一定程度上成了关系国家命运的战略资源，为了解决这个问题，金国曾派工匠远赴西北天山等地寻找铜矿，但是收效甚微。
　　在这种情况下，金国采取了加强全国各地铜器管理的措施，在1171年（金大定十一年），颁布了铜器管理办法，尤其对于铜镜的铸造提出了明确规定，严禁民间私自铸造铜镜，把铜镜的制作交由官府作坊铸造，而且在铜镜进入市场前，要经过专门的审验机构检验后，在表面錾刻文字标记以示合法。但是这个规定的局限性是，按当时每户使用一面铜镜的需求，这也是一个很大的数字，官营作坊显然一时难以解决，尤其在缺铜的情况下，这个问题更加明显。其次就是铜镜成本的问题，《金书》里记载，官府当时制作铜镜完成后，进入社会流通每斤平均价值三百四十文钱，以这样的“市场价”来看，费用显然是比较高的，而同样大小重量的铜镜由民间铸造，仅仅需要四十文钱（当然其中掺杂了其他金属），虽然相对质量略差，但是其制作成本只相当于官价的零头。官营和私营制作花费的巨大差距，给私自铸造者创造了谋取利益的空间，正所谓“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利润促使了金代违禁私自铸造铜镜并流入社会现象的发生。
　　所以这个制度出台后，民间私铸铜镜情况一直未能禁止，以至于十五年后，金世宗在朝堂上直接提到，该制度并没有遏制民间私铸之风，民间私铸的铜镜往往假托为前代遗留，在社会上大行其道，要求相关部门严厉禁止这个问题。而同时颁布的半价回收社会上旧铜器的做法，也没有起到遏制私铸铜镜的作用，因为像这两面仿照汉代、唐代铜镜的所谓“旧铜器”，按官价半价收购，制作者依然可以获取较大的利润，所以新禁令如同空文。扶风县出土的金代仿造铜镜就是在这样的历史社会背景下出现的。
　　蒙古政权联合偏安一隅的南宋对金国发动攻势，于1234年消灭金国。曾被金国统治的扶风县经过100多年后，并入了元朝的领土，这几面仿制铜镜的主人也随之成为元朝的子民。元代存在不足百年便土崩瓦解，被明代所替代。实际上，直到朱元璋建立明朝的第二年，包括陕西关中在内的很多地区并没有完全稳定下来，而战争中最受苦的就是普通百姓，所以这个埋藏了金、元铜镜的窖藏，应该是在这个地区发生战争时，被当地百姓所藏起来的。从一次性埋藏这么多铜镜来看，显然是一个村落或家族有组织的集中行动，而这些铜镜也可能是他们仅有的、有价值的资产。正如元代诗人张养浩的《山坡羊·潼关怀古》里所说的“兴，百姓苦；亡，百姓苦”，古时朝代的更替引起的动荡给老百姓带来的伤害是最大的。从这些遗留的窖藏铜镜完全可以想象出：几百年前，生活在扶风身如浮萍的先民们的窘困和仓皇。扶风这批元代窖藏铜镜，成为印证史书文献记载的珍贵实物。（作者系扶风县博物馆馆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