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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下交通员的一张老照片
本报记者 张琼

  
  国庆节前,记者在市区火炬路采访了凤翔老党员、地下交通员王生春的女儿王淑芬。王淑芬珍藏着一张70多年前的父亲肖像照(见右图),她说:“这张黑白照片是我家的‘传家宝’,每每看到照片中目光坚定的父亲,就会想起他给我们讲地下交通工作的情景。父亲信仰坚定、对党赤诚的品质,值得我们学习、传承。”王淑芬还珍藏着父亲的回忆录《忆地下交通》,这份回忆录由卢英明整理,曾全文刊登、收录在中共中央办公厅机要交通局编的《党内交通史料选编》(第二辑)一书中。顺着这份回忆录,王生春不畏艰险传递情报、救助同胞、摆脱险境的往事,得以浮现。
  勇渡泾河传情报
  “父亲是凤翔糜杆桥人,生于1902年,1985年离世。1938年至1948年这10年间,父亲担任中共陕西省委、西府地委、关中地委交通员,承担省委同西路各县党组织之间的联络工作。”王淑芬这段话,与王生春回忆录的内容相吻合。
  1937年春,在地下党员王志贤同志(即丁超烈士)的启发教育下,王生春投入党的怀抱。当时,王生春来到泾阳县云阳镇的陕西省委,被分配开展地下交通工作。王生春回忆录中写道:“从此,我就化名张志德(人称张老汉),开始了历时十年的地下交通工作,担负着传递党的情报、接送党的干部和进步青年的任务。”
  一次,王生春在党组织安排下,带着一份紧急、重要的情报去马栏。途经泾河时,恰逢山洪暴发,河水猛涨,渡船都停了。望着咆哮的泾河,王生春心急如焚,地下党负责同志的话响在耳畔:“这份非常重要的情报,是我们的同志冒着生命危险,从敌人‘心脏’里搞到的,它对粉碎国民党反动派的反共阴谋,发展抗日形势有着重大作用,必须尽快送交上级……”
  找船?不行!船都控制在敌人手里。再等等?不行!任务紧急,加上渡口有敌人的哨楼,多等一分钟就多加一份危险。涉水渡河?王生春不谙水性,但他下定了决心,遂找来一位熟悉水情的水手,以家人重病急需渡河为由,请水手带自己渡河。
  两人相互抓牢还没走出多远,河水就淹到了胸部,身子开始倾倒。到达河心时,水已淹到脖子,开始往嘴里灌。这时,一个浪打来,把两人淹没了,王生春的脚离开河底,被急流卷走,水手挣扎着抓住王生春,大喊:“抓好!不敢慌!”一番折腾后,两人总算又在水中站稳了。
  “我看不行,咱们还是倒回去吧!”水手也害怕了,建议返回。但王生春心里想着任务,坚定地说:“不!已经到这里了,还是过!”就这样,两人不知喝了多少水、淹了多少回,终于硬撑着渡到对岸。王生春把身上仅有的半块钱给水手,并感谢救命之恩,然后赶紧向马栏奔去……
  帮乡亲拉车过关卡、乔装打扮躲搜捕、饥肠辘辘长途送信……机警的王生春一次次化险为夷,完成了传递情报的任务。智过关卡救志士
  “父亲曾营救转移过教育家、新闻学家李敷仁。”王淑芬说。
  1946年5月,王生春受关中地委派遣,在旬邑策动董策成起义。一天黄昏,两位同志从马栏赶来,带来一封汪锋同志的信。信里安排王生春在两位送信同志的协助下去接一位重病的同志,并叮嘱:这个任务非常重要,十分紧迫,必须克服一切困难迅速完成。看完信,王生春一行三人连夜出发,经过艰苦跋涉,到达礼泉县一个村庄。
  天黑时,在当地地下党组织一位负责人的家里,王生春见到了要接送的同志。原来,这位同志不是生病了,而是遭到了国民党特务的暗杀,受了重伤,胸部还有一粒子弹没有取出来,需尽快送回边区治疗。病人不能行走,大家想办法买了一头小毛驴,一行四人出发了。
  一到泾河渡口检查站,匪兵就把他们的行李翻了个遍,并逐个搜身,盘问他们是干什么的。王生春答:“这个掌柜在下面做生意,有病准备回家,这是他侄子前一晌看他来了,这个是字号里打发送他的‘相公娃’。”一个匪兵恶狠狠地盯着王生春问:“你是啥人?”王生春答:“我?嗨!咱是个穷脚户。”匪兵没看出破绽,骂了声:“滚!”
  过了河,又有两个穿便衣的人来盘问,迟迟不放王生春一行人走。王生春说:“这是个病人,要是在这里出个一差二错,我可担当不起呀。”结果,盘问的人一拳把王生春打翻在地,王生春起身时碰了碰受伤的同志,这位同志立马呻吟起来。王生春假装对病人发火,拉着哭腔抱怨起来,一时间呻吟声、哭闹声、吵架声,让盘查的人不耐烦地说:“滚,滚!”王生春一行得以离开虎穴。到旬邑附近时,在董策成帮助下,顺利通过最后一道关卡。
  到达边区警戒线时,汪锋同志和20多名战士早等在那里,将受伤的同志抬上担架,火速送走救治。回忆录里写,汪锋握住王生春的手说:“老张,你辛苦了,快去好好休息,情况咱们以后再谈。”
  后来,王生春才知道这位受伤的同志叫李敷仁。李敷仁以《老百姓报》为阵地,用童谣、民歌等形式宣传抗日,宣传共产党。抗战胜利后,又投身反对内战的斗争中,险些被国民党特务杀害。李敷仁到达边区后,边区医院为他做了手术,身体逐渐恢复健康。1946年7月23日,延安举行了欢迎李敷仁的盛大集会。
  促成董策成起义
  “父亲对董策成起义这段往事印象深刻,80多岁时仍记得许多细节。”王淑芬讲,彼时通过统战关系,董策成与共产党已紧密联结在一起,父亲多次在中间传递消息、物件。
  1946年,董策成护送重要人物、运送物资的事暴露,被敌人软禁。为防止敌人突然行动,地下党组织在董策成跟前设了三道岗。敌人一边监视董策成,一边等待援军。当得知敌人援军距张洪镇只有二三里距离时,赵伯平同志对王生春说:“……你告诉策成,立即起义,刻不容缓,否则,后果难以想象。”8月15日,王生春急忙赶到张洪镇,通知董策成马上起义。董策成得到消息十分激动,他压低声音告诉王生春,自己已经做好了起义准备。两人商量完行动方案后,握手言别,董策成说:“我盼望的一天总算就要到了,边区再见!”王生春离开约2小时后,董策成率部起义,在接应部队援助下,董策成率部到达马栏,起义成功。
  “长期从事地下交通工作,父亲和亲人曾被敌人抓捕。”讲起父亲被捕的经历,王淑芬不禁眼角泛红。1947年9月,王生春受吕剑人同志安排回凤翔,将邰光瑞接回边区。回乡后王生春住在家里,次日凌晨刚要动身,就被敌人包围了,王生春迅速躲到井下。敌人搜查时发现了王生春,将王生春和多位亲人抓走。
  为了让王生春屈服,敌人使尽招数——让王生春坐老虎凳、戴着脚镣推磨、找地痞出假供等,但王生春始终没有暴露身份。直到1948年5月,王生春及家人才被释放。1949年夏,王生春随西府游击总队,与一野大军在西安会合,部队行军途中,吕剑人在会上说:“王生春同志在被捕以后,坚强不屈,始终没有暴露身份,保护了党的组织,保持了一个共产党员的革命气节。”
  王生春回忆录里,有这么一段话让人动容:“每当我看见跳跳蹦蹦的儿童背着书包,走向教室的时候,每当我看见欢欣喜悦的人们,走向车间、走向田野的时候,每当我看见生活幸福的男女青年,并肩在街上漫步,或走进电影院、剧院的时候,我就情不自禁地想起当年艰苦战斗的情景,想起那些为了新中国、为了今天的幸福,而光荣牺牲了的同志……”
  王生春之子王金勃回忆,父亲晚年在凤翔度过,他每天坚持看报,学习党的政策,关心国家大事,80多岁时仍带病完成回忆录。王金勃说:“父亲虽已离开38年了,但他对革命工作忠贞不渝的信念、朴实正直的性格,一直印在我们心中。”
  这几年,王生春子女一直在整理收集父亲的资料。采访结束时,王淑芬说:“我们想留下一份父亲的事迹集子,让后人能够学习父亲那钢铁般的意志,以及对党的赤子之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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