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府人有崇尚耕读传家的风气。走在乡间，不少人家门前会有“耕读传家”的门匾。
　　作为一种文化现象，或者说作为一种生活方式，所谓“耕”是指从事农业劳动，耕田可以事稼穑，丰五谷，养家糊口，以立性命。所谓“读”即读书，可以知诗书，达礼仪，修身养性，以立高德。耕读合在一起，就是既学做人，又学谋生。以此作为“传家”的目标，认为“耕读传家”最为长久。以耕读传家，耕读结合为价值取向而形成了一种“耕读文化”。它是中国独特的一种文化现象，我认为这实际上是一个教育问题，或者说是“家教”问题。不论从农、从工、从商、从政，每个人都有家庭，都有子弟读书受教育的问题。
　　历史有立论
　　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就形成了两种传统：一种是标榜“书香门第”。孔子说：“君子谋道不谋食。耕也，馁在其中矣；学也，禄在其中矣。”是说读书人应用心读书学习，学好了自然会衣食无忧；是讲“道”和“食”辩证道理，无瞧不起农人之意。以杖荷蓧的“丈人”还讽刺孔子“四体不勤，五谷不分”。还有孟子说的“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他是从社会分工不同，不可能全都去耕田，这是天下通义。对此，农家学派许行主张“贤者与民并耕而食”，提倡“耕读传家”，以耕读为荣，把半耕半读作为一种合理的生活方式。《颜氏家训》说：“读而废耕，饥寒交至；耕而废读，礼仪遂亡。”
　　后世把“耕读传家”作为家风世代相传，认为它是家族兴旺之本，要生存，只有勤于耕稼；要发展，只有读书仕进，舍此别无他途。
　　家族有家教
　　家族，是以血缘关系为基础而形成的社会组织，包括同一血统的几辈人。为保证家族精神的延续，其基本的方式是家教。所谓“家教”，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知识传授，而是以家族精神对一代又一代的人进行个体人格的塑造。“家教”就是教育族中子弟实践家礼、族规。见之于行动，就是完成人生的义务和责任，如成家立业、光耀门楣，表现出涵养等等。
　　在传统文化中，家族重视耕读传家，重教尚学，首先是把读书识字视为兴家的根本。“家门之隆替，视人才之盛衰；人才之盛衰，视父兄之培植。”“世家隆昌，端自读书”，家族中子弟无论贫富当使之就学，严其教令，陶其性。有的家族会设“学田”，所得田租，专用于资助和奖励子弟读书，办私塾、义学、社学乃至书院。以“耕读传家”为内容的匾额和楹联会流传下来，如：门匾“耕读传家”“天道酬勤”“惟耕惟读”“贵在自立”；楹联“忠孝仁和承祖训，诗书礼乐构家风”等。
　　这些匾、联以简练的方式，言简意赅地体现了人们健康的生活态度和正确的处世哲学，是一个家庭的卷首导语、点睛之笔，闪现文明之光，展现追求圆满、向往美好的心愿。
　　践行有效果
　　耕读文化，是中国文化的优良传统。古时，凡过耕读生活的可分以下三类：一类是读过书的自耕农。多是幼年读私塾，青年啃古典，无兴于科举，持“耕桑为治世首务”，养素田园。二类是隐士。有文化不愿为宦，“啸歌弃城市，归来事耕织”“日入开我卷，日出把我锄”“西塾课儿孙，东皋艺黍稷”。三类是地方官员。耕读文化孕育了众多农学家，如贾思勰任高阳太守，然采捃经传，爰及歌谣，询之老成，验之行事，终成《齐民要术》。晋代陶渊明，“既耕亦已种，时还读我书”，写出《归去来兮辞》《归田园居》等诗篇。宋代辛弃疾，自号“稼轩居士”，说：“人生在勤，当以力田为先。”清代包世臣，幼年边劳作边读书，三十岁中举，在官府当幕僚，仍不离农。
　　回顾历史，“耕读”“家教”也不乏积极因素。在耕读文化中也生长着一代又一代志士能人，他们为了国家和民族的利益，做官不贪钱，打仗不怕死，持身谨慎，洁己爱人，以此作为人生境界。他们的行为给后人留下了榜样。他们对子弟、对儿女所作的家教、家训，口授书载，不胜其读。他们的言辞是从心底流出来的，成为掷地有声、千古传诵的名句。如诸葛亮的“淡泊以明志，宁静以致远”，陶渊明的“开卷有得，便欣然忘食”。
　　时至今日，耕读文化有不少东西值得我们传承弘扬，并持续在关中地区流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