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岳：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国家一级作家，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原《延河》杂志主编。

　　我给农民“红学家”祝喜堂画像，画的却不是他的头像，而是一幅硬笔画核桃树。这是为什么？让我从头说起。
　　我在岐山周公庙里画古树，闲了往下走二三里路，就是老朋友祝喜堂的家。
　　他一个人过活着。说是农民，不养鸡鸭不种田，却“养”了几房子书，有一万多本。说是知识分子，城里无单位，月底无薪金。有朋友叫他“陶渊明”，我看似乎也没啥大错，他只是没做过官。他的村子他的屋，就在《诗经》里所说的那个“卷阿”里，诗化的意境便是三面环山，“飘风自南”。故祝喜堂的思维就有点特别，在他的眼里，风是跑着的诗，山是卧着的诗，雨是液体的诗，石头是固体的诗，万物皆是诗也！苍天不负苦心人。15岁那年，在周公庙中学上二年级的祝喜堂竟于《陕西日报》“秦岭”副刊发表了他的处女作，一首诗《夕阳雨》。1964年5月间，他在学雷锋的热潮中，发表了他人生的第二首诗《雷锋之歌》。陕西人民广播电台广播时，其慷慨昂扬的语势激动了多少颗年轻的心。这两首诗在他就学的、已有十年校史的岐山周公庙初级中学，是一个破天荒的奇迹！那时，还有人叫他“小作
　　家”呢！
　　在特殊的历史时期里，他因为出身问题，失去了工作和参军的机会。但他是个犟人，对文学的热爱有增无减。《红楼梦》里有几百首他喜欢的诗词，他又一心扑向了《红楼梦》。后来，《红楼梦》成了与他朝夕相伴的“文朋诗友”。他给他们说心思话，和他们在心灵深处对话。连前来找他谈话、搜查他图书的公安人员，都不理解这个年轻人为什么这么沉迷于《红楼梦》。
　　其实连他的父亲也不理解，只有母亲看到那个叫《红楼梦》的书，是儿子最好的，也是唯一的伴儿。她给喜堂爹说，你再不要“禁短”（方言，数说、批评的意思）娃了，他看《红楼梦》就是和人说话哩。外头不如意，没人跟他说，回到家里又没人说，进了房子还没人说，这不把我娃憋死才怪呢！
　　《红楼梦》能和他说话。是啊，只有祝喜堂自己知道，他记录下了他和《红楼梦》的对话，有20多万字。他叫它“红学笔记”。
　　改革开放后，祝喜堂像一只被放飞的鸟儿，一展翅就高飞到了新疆呼图壁，进了一家林场。他后来把在那里拼命地伐木活儿，幽默地称为“飞檐走壁”“龙争虎斗”。不过，他在那里用生命捞到了改革开放后的第一桶金。再后来，他把他的红学笔记从内部一出版，就引起了小轰动，竟有外省大学图书馆来他家购买收藏，这些大学包括湖南工学院、南京大学等，还有热心者登门约谈。他们感到他研究《红楼梦》和以往的教授不一样，他把书研究活了，书里的古人和现实的人能沟通，能心心相印。他不重复前人的观点，他只说他和他们相遇一起的私密话。《西安晚报》整版整版发表了他的红学笔记，如《一芹一脂》《芳卿》等总共七篇，《人民日报》转载了其中的《芳卿》。此后，中国作家网上又发了两篇他的红学笔记，约七八万字。还有湖南的《书屋》杂志、山西的《文坛春秋》也给他发了4篇红学笔记。有一年，他在天津《文学自由谈》上就有关《红楼梦》的两个问题，与著名作家韩石山商榷。这是他对自己红学研究的自信。不久，该刊第4期就发起了关于“祝文”的讨论。作为农民红学家的祝喜堂，名声越来越大了，《自由谈》编辑部还把他请到天津去做客，大开了一个农民红学家的眼界，更给他的红学自信添了分。但《自由谈》编辑部不是“大观园”，祝喜堂更没做“刘姥姥”。
　　再回过头说那陈年往事。却说并不真懂《红楼梦》的母亲，总觉得分家后的小儿子住着个独院院，空落落的，就给他空落落的院子栽了三棵核桃树，让它们伴他一起长大。树成天看着喜堂，就等于她成天看着儿子。我在周公庙画古树时，那三棵核桃树已果实累累，喜人眼目了。我去的回数多了，就想起大作家老舍先生北京四合院里有一棵柿子树，著名画家于非闇曾给画过一幅工笔画题名《老舍家的柿子》。我和喜堂虽不能和他们两个大人物相比，但向他们学习总是可以的吧。于是我就给画了一棵核桃树，也题名《祝喜堂家的核桃树》。我在心里想，这不单是一棵硕果累累的核桃树，也是硕果累累的祝喜堂啊！你说我这像画得怎么样？（肖像作者陈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