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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色基因现代戏曲传承的艺术典范
——大型秦腔现代戏《肝胆祁连》浅探


  ◎柏相
  作为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讲好党的故事,讲好红军的故事,讲好西路军的故事,把红色基因传承好”重要指示精神的生动艺术实践,由曾在宝鸡工作生活多年的陕西省艺术研究院编剧宋文宪执笔、中国评剧院导演韩剑英执导、甘肃省张掖市七一剧团历时三载倾心打造的大型秦腔现代戏《肝胆祁连》,从剧本构建到舞台呈现,都表现出了独特的艺术匠心和梨园魅力。
  《肝胆祁连》一经推出,便艳惊四座,不仅一路斩获了第六届甘肃戏剧“红梅剧目奖”、甘肃省第十届“敦煌文艺奖”,也一路入选文化和旅游部年度戏曲剧本孵化计划、2021年中国秦腔优秀剧目会演等,最近在第九届中国秦腔艺术节宝鸡分会场又大放异彩,受到秦腔界专家和观众的双重认可与赞誉,堪为红色基因现代戏曲传承的艺术典范。
  从剧本构建的角度来说,双螺旋结构的舞台叙事模式是这部秦腔力作的最大亮点。不同于传统戏曲的“花开两朵,各表一枝”式的单纯双线互动的结构模式,《肝胆祁连》所采取的双螺旋结构,表面上也是双线展开、双线渐进与双线旋升,但戏剧冲突的原生矢量与推进矢量,包括剧中主要人物形象的核心生成,却不再是以单纯的平面对立的唱白方式达成。
  这种双螺旋结构的戏剧冲突构建模式,表现在主要冲突上也是多维立体的——这种多维立体的戏曲冲突构建与推进模式,将两个故事的时空交错演绎为两股力量、两种精神的旋升对峙。它提供给人们的艺术审美力量,不仅有个体性格美学和灵魂审视空间的视听觉冲击,还有群体社会美学和变革精神美学的攀绕共生。它既成就了剧中人物的显微描摹,也成就了剧中宏阔空间的整体扫视。
  这种双螺旋结构的戏剧冲突构建模式,既戏曲化地造就了两个全新的戏曲形象的诞生:一个是爱国民主人士高金城,一个是地方军阀势力的代表韩起功;也戏曲化地演绎了两种精神境界或两种灵魂力量的此消彼长:一种是抗战救国与共产主义精神理念的光明磊落与深入人心,一种是残忍贪婪与黑暗腐朽的旧中国落后势力的令人厌弃与土崩瓦解。
  这种双螺旋结构的戏剧冲突构建推进模式,从家、国、信仰三个叙事维度与个人、群体、时代三个抒情维度,既戏剧性地展现了爱国民主人士高金城临危受命、机智勇敢、视死如归、大义凛然的革命形象,也戏剧性地展现了地方军阀势力的代表韩起功狡猾阴险、嗜财如命、冷酷毒辣、草菅人命的卑劣面目;既虚实互生地展现了蔡光波、刘瑞龙、王定彩、牛勇、张团长、小四川等为代表的红西路军广大指战员不畏艰险、宁死不屈、誓将革命进行到底的群体英雄形象,也点面结合地展现了旧中国底层老百姓生活的困苦悲惨与中国红色革命的波澜壮阔。
  从舞台呈现的角度来说,《肝胆祁连》的串场转场、唱腔设计、舞美和灯光也极具艺术性情和现代创造。剧中的五个主要冲突场景,既最大限度地节约了布景投入的成本,也最大限度地满足了剧情演绎的需要。整部剧的布景设计,不仅着色合理,雕塑感极强,宏阔而不失精巧;而且氛围感、空间感和年代感,都和剧情再现与舞台需要无缝吻合,为舞台演出增色不少。
  两个核心人物的唱腔设计既互相对比,亦互相映衬,具有很强的叙事与抒情艺术感染力。高金城的唱腔高亢舒展、细腻悠扬,低吟与嘹亮疏密得当;韩起功的唱腔悠闲自负、刚愎从容,滑稽与荒唐相得益彰。两个主要人物的唱腔设计相辅相成,对人物性格的塑造和整体剧情的推进,都起到了正邪分明、情在意中、境在意外的艺术效果。
  整部戏的服装设计简素平朴、宽松厚重,十分符合甘陇地域特色和当时整个中国西部的经济境况。追光、流光、溢光、切光,舞台的灯光设计与整部戏的斗争氛围与革命情境相融,对剧情的推进和剧中人物情感的充分展现,也起到了不可或缺的辅助效用。尤其是舞美设计方面,第一场具有地方文化特色的“顶碗舞”的巧妙揳入、第二场羊毛围巾道具与第四场凸显天气恶劣与地势陡险的戏剧动作的情境创新,既有效演绎了剧情,拓展了剧中人物的表演空间,也展现了演员扎实的表演功底,为这部红色大戏注入了极为难得的民域传统底蕴的因子与创造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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