男人去世后，姚嫂子去镇上一家饭馆洗碗，一个月八百块钱。三个孩子要吃要穿要念书，这点钱塞牙缝都不够。后来还是王婶子给她指了条路，说甘棠镇的周老先生，八十一了，腿脚不好，身边缺个伺候的人，工钱给得不低。
　　周老先生是资深乡村中医，老伴前年走了，儿子在省城一家大医院上班，接他去他不去，一个人守着三间瓦房，院子里种满了薄荷、藿香、金银花，夏天满院子香气，蚊虫都不敢进来。王婶子说这老先生脾气古怪，之前找了好几个保姆，都干不长。
　　姚嫂子第二天就去了。周老先生坐在堂屋的太师椅上，面前摆着一本翻开的线装书，老花镜搭在鼻尖上，上下打量了她一眼，问：“识字不？”“小学毕业。”周老先生“嗯”了一声，算是默许了。
　　真正让周老先生对她另眼相看的，是第八个月的事。那天老先生给一个邻村的妇人看病，妇人常年咳嗽，胸闷气短，老先生把了脉，开了方子。妇人走后，姚嫂子收拾药柜的时候忽然说了一句：“先生，这位大姐的方子里，是不是少了点黄芪？”
　　老先生手里的茶杯停在半空中，老花镜后面那双眼睛直直地看着她，问：“你懂药？”“不懂，就是看您开方子看多了，记了一些。”“记了多少？”姚嫂子掰着指头数了数，自己心里也没底：“大概……四五百味？”
　　老先生盯着她看了好一会儿，转身去了厨房，破例下了两碗面，一碗端给她，一碗自己吃。吃完了撂下一句话：“从明天起，每天下午跟我学两个时辰。”
　　姚嫂子愣住了：“先生，我小学都没毕业。”老先生哼了一声：“医术不在文凭上。你八个月记住四五百味药，比那些中医药大学的学生不差。”
　　从那以后，姚嫂子伺候老先生起居之余，每天下午跟着学医。她识字不多，就随身带个小本子，不认识的字先画下来，等老先生有空再问。她把上千味中药的药性、归经、配伍禁忌，背不下来就抄，抄十遍二十遍，硬是刻进了脑子里。晚上孩子们都睡了，她还在灯下翻老先生的医案，泛黄的纸张上蝇头小楷密密麻麻，她一个字一个字地认。
　　老先生的儿子周建平每年过年回来一趟，待不了几天就走了。他西装革履，说话带着城里人的腔调，看不上父亲这一套“土郎中”的把式。有一回撞见姚嫂子翻他父亲的医书，脸色陡变，跟父亲说这些东西外人别让碰。老先生拍了桌子：“你连银针都不会拿，你整理什么！你惦记的是我这几个方子！”
　　父子俩吵了一架，周建平第二天就回了省城。
　　老先生气得在床上躺了两天。姚嫂子给他熬了安神汤，一勺一勺地喂。老先生喝完了汤，忽然握住她的手，眼眶红了：“小姚，我这辈子就这么点东西，儿子看不上，可我舍不得带到土里去。你跟了我这些年，比亲闺女还亲，我教你，你好好学。”
　　那年冬天格外冷，院子里那棵金银花藤都冻死了。老先生临终前一个月，撑着身子把毕生所学口述了三天，让姚嫂子记了满满三个本子。最后一页纸上，他写了八个字：“仁心在前，仁术在后。”
　　老先生走的时候，把那三个本子、一套银针、一个用了四十年的脉枕，连同三间瓦房里所有的医书药材，全部留给了姚嫂子。遗嘱是在邻居的见证下立的。周建平从省城赶回来闹了一场，说要打官司。后来不知道是怕丢人还是觉得不值当，只是把父亲的存款拿走，再没回来过。
　　姚嫂子遵照老先生遗愿，凭着多年跟师学习的经历，报名参加县里传统医学师承考核，顺利取得中医（专长）医师资格，在村里执业。她给人开方子，字写得歪歪扭扭，但每一味药都写得清清楚楚。她给人扎针，手稳得像老中医。
　　来找她看病的人越来越多，有人叫她“姚大夫”，有人叫她“姚先生”，也有人还叫她“姚嫂子”。她不在乎这些。
　　那年大女儿考上了省中医药大学。录取通知书寄到家，姚嫂子一个字一个字地念给老先生的遗像听。念完了，她站在院子里，闻着满院子的薄荷、藿香、金银花……那股子药味儿，不知道什么时候，已经渗进她的骨头里了。